如果从1840年中国被迫踏上现代化之途算起，至1900年，中国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六十年。六十年中国虽说经历过1860年英法联军、1884年中法之战和1895年甲午战争三场对外战争，只是从总体上说，这三场战争都属于局部战争，且中国方面注意及时止损，避免了大规模冲突。六十年的主基调就是和平发展，赶超东西方。
然而后来回望，为什么经过六十年发展，中国竟然在1900年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排外运动，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反帝爱国运动呢？这场运动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视角进行观察，究竟应该怎样评估呢？对中国对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日本陆军、英属印度陆军与清军、义和团在天津交战，1900年7月14日摄于天津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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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环节，是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开始交往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先前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利用国家管制方式发展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就，确实恢复了往昔盛世气象，即便传统史观所说的“同光中兴”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中国在1890年代初期确实与先前不太一样了。然而到了1894年，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几乎耗尽了中国先前几十年的积累。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先前几十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可能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另找参照系，中国必须在政治上有办法。这就是稍后所谓“维新时代”所要直面的主题。
从比较严格意义上说，“维新时代”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整军经武，允许地方进行自治试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为新社会阶级诞生扫清制度层面障碍。应该说，经过几年发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维新基本特征“维新时代”进展顺利，缓慢的政治变革一直在有序进行。中国确实走上了一条正确轨道。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在甲午战后恢复发展太快，特别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创办企业，允许自由贸易。那时的国际资本正如列宁所说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远大于对领土的觊觎，因此在甲午战后不几年，外国资本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先前争论不已的铁路开始修筑了，而且很快构筑了影响后世的基本路网；沉睡几万年的矿产资源开采了，近代中国许多基础项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战后迅速开建。这是一个近乎失控的大发展，必然衍生许多问题。
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凭借的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除了要获取利润最大化，当然还看重资本的安全和便捷。我们过去说列强在甲午战后有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就是指国际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后，一方面希望“整片开发”，减少成本，提升利润，与中国政府协商集中投资，比如英国将资本主要集中在长江领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国集中在山东，法国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额度大幅增加，远洋巨轮在经过漫长航海靠岸后总需要修整维修，常年漂泊在大海大洋中的船员也需要登岸休养甚至需要一些“无烟工业”，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用来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
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烦难问题，更不涉及主权和国家尊严，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中国政府明明知道列强的要求只是经济上的和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知道这样的要求应该满足，但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在这些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完整，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帮助中国，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只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的亲善，能够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中国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观念及法律因素，中国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不得已，德国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中国政府与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日本人觉得三年前“煮熟的鸭子飞了”，肥沃的辽东半岛被德、俄、法三国干涉还给中国了。仅仅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基地，计划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基地。
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而更为蹊跷的是，中国政府原本寄托俄国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中国政府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俄国人爽快答应了中国人的请求，然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之后再失旅大。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亡国之痛。
列强相继向中国租借港口是否真的使中国主权丧失，在世界经济交往日趋扩大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租借港口和土地，这些今天看来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年确实严重困扰着中国人，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知识分子真诚感到民族危机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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