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民族危机空前，即便列强租借中国港口和土地是对主权的侵害，那么进一步是否由此能够得出中国必须改变三年前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呢？也就是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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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廷最高统治层来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固然令人心烦，但绝对没有使 中国必须改变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那些来自底层的年轻知识分子不这样看，这些边缘的、底层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天生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机会改变中国。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时，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绝无隐讳。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如果从政治发展脉络，这份文件标志着1898年“百日维新”政治改革的开始，当然稍后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由光绪帝主导的政治变革在一场素来被称为“戊戌政变”的突发事件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指责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
光绪帝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场突发事变的打击，发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少年时代就有的肾病似乎突然之间急剧恶化；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基本共识，那时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肆意攻击诋毁天朝，最可恶的是列强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容忍的。专制体制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意，无法理解立宪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分际，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逐渐左转逐渐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自五口通商以来，自从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涌入中国以来，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战后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这样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知道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城乡遍设教堂，把传统神祗、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祗、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要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那些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不可，将那些洋教士特别是追随洋教士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排外心理已占据整个中国社会。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流亡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还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传言，这些传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政治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海外流亡者故意夸张的成分。政治流亡者清楚的很，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扬眉吐气重出江湖，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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