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这只是内政对外交的一个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将自发的民众当作对外交涉的筹码。这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时内政对外交还有第二个需求，即我们反复讲到的大阿哥事件，到目前为止，列强还有意无意轻蔑大阿哥，轻蔑大阿哥的老爹端王爷。
按照中国体制，端王爷现在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领办大臣，各国公使的故意轻蔑在端王爷内心深处留下什么样的伤害，好像无需细说了。外交上的雕虫小技在这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调控筹码。
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清廷由于满洲贵族根本弄不清中国文明的本质和精华，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弄成像是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满洲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这里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其实都很难说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其实是一点一点被塑造，被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向着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也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认为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
比如庆王爷，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爷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到怎样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爷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方面去塑造，但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真的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没有说这位端王爷并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领袖。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对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国公使一反外交礼仪，对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根本不愿作任何反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一边，让清廷出尽了洋相。清廷内部人事变动当然无须征询外交使团的意见，只是外交使团太不给面子，这势必影响中国政府的威望，中国政府需要公使帮忙时，公使不帮忙。那么继续拖下去，总有各国公使需要中国政府帮忙，这种机会并不难等到。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或稍前，由于山东地方官府的纵容或默许，义和拳、大刀会在那里有了相当快增长，这些“不官不民”的组织令外国人格外忧虑，所以外交使团在1899年底以山东地方当局镇压不力为由，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替换了毓贤。
在各国公使看来，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会使他对义和拳、大刀会有个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其小站练兵聘请外国教练训练的几千新军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灭这些义和拳、大刀会。袁世凯的个性也受到各国公使的赞赏，以为他在关键时刻总会从容不迫镇静坚持。各国公使相信在袁世凯治理下，山东一定会很快恢复秩序。
列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阿哥事件发生，中外沟通还不存在多大问题。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提升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没有辜负列强期待，就职伊始，就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各地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
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很快见效，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这个政策引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卜克斯问题”。
卜克斯是英国传教士，是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当时比较紧张的气氛中，他坚持要从泰安返回平阴。不料途中遇到几个准备打家劫舍的中国人，他们试图绑架卜克斯去吃大户。然而年轻气盛的卜克斯根本不愿配合，这几个中国人鉴于袁世凯严厉的镇压措施，与其放掉卜克斯准备吃官司，不如将他杀死，一了百了。
民教冲突是山东的老问题，卜克斯既不是在山东遇害的第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最后一位传教士。但是卜克斯死的实在不是时候，这对于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政策构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臣将卜克斯被杀归罪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英国公使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此时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自然无暇也没有人顾及卜克斯事件。
中国政府的拖延使英国人非常愤怒。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提议召集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怎样与中国政府交涉日趋严重的山东局势，他们要求清廷严厉镇压在山东、直隶的义和拳、大刀会，因为这些地区的这些团体已经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灭洋”的字样。四国公使开会时，还不知道意大利在山东、直隶也有不少传教士，因而稍后他们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四国公使联盟”演变为“五国公使联盟”。
不管是四国公使，还是五国公使，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开会正在召集时，清廷也在举行重大会议。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会议宣布一个惊人决定，宣布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这一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廷自然无暇顾及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的抗议。
其实，中国政府此时特别需要来自各国公使的帮助，各国公使如果此时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态，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各国公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始终不愿就大阿哥事件发布任何评论，他们只希望清廷去尽快镇压义和拳、大刀会。
结果，清廷对各国公使的要求既无兴趣又确实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又过了一个月，五国公使于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总理衙门的答复姗姗来迟，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予以剿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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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个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自动恢复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乘热打铁，再接再厉，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拳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拳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中国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拳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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