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管道，因而甲午战后不久，传统的物流运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旅馆、色情场所、妓女等都受到极大影响，大批失业，四处流浪。甲午战后急剧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反而因发展使很多人的经济利益受损。
除了经济急剧且近乎失控的发展等原因，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连续自然灾害有关。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造反，只是那几年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不断决口，受灾面积不断扩大。
到了1899年，黄河领域又遇到空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仅造成了严重饥荒，流民遍野，流离失所，而且由于干旱，人们的情绪也受到非常恶劣影响，怒火中烧，随时崩溃。这些流民、灾民，就是义和拳，就是大刀会，就是民间秘密组织，他们的本意不过是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最困难时期，所以他们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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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是自我抚摸。
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这是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众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有点儿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他们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其实说起来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义和团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个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
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是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对财富的积聚更为迫切，因而在山东发生的中外冲突比较多，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这些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这些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特别是到了毓贤，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大量流民。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组织起严密的组织，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对于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
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尽量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这些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
很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担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并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觉得既然这些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个意思向朝廷作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这些义和拳、大刀会，其实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
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其实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成为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
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无效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那些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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