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月的那一期《公共卫生年鉴》里，我们可以在一篇题为“火车旅客制造的危险”的文章里找到以下描述：
去年12月6号，从米卢斯(Mulhouse)开来的列车，在凌晨3点15分驶入巴黎车站。乘客们匆匆离开了包厢，但还有一个包厢的门仍然关着，一名铁路职员就过去开门。当他发现有个人形躺在座位中间时，万分惊讶!他便叫那个人出来，却没有回应。包厢天花板上的光线不太稳定，为了让包厢内更舒服，窗户又装上了黑丝绒窗罩，包厢里就更暗了，他就更看不清楚。他伸出手，立刻就缩了回来，手上已经沾了血。他立刻通知站长和警监，他们很快就确认，那男人是一具死尸，倒在血泊里。
死者是首席法官普安索(M.Poinsot)。接下来的调查显示，他与另外一名乘客共用这个包厢，那人就是杀手。没有找到有关杀手的线索。这个案件激发了强烈的兴趣。12月8日的《讨论报》(JournaldesDébats)上，有一篇文章表达了普通民众对于这个案件恐惧的兴趣：“如此奇怪、令人费解的是，坐在普安索先生隔壁包厢的乘客，一声枪响都没听到。人们完全没法确认这件事，他们认为他们听到了一声叫喊，但只有一声。”
《加利尼亚尼信使》(Galignani’sMessenger)是一份在巴黎出版的英语报纸，12月9日该报报道说：“普安索先生骇人的死亡，在巴黎引起极大的恼人的兴趣，人们对这种被犯罪渗透进去的极端设备，产生了一种特定的不安情绪。”
在发现这桩案件之后的几天，巴黎媒体的专栏作家们发表了一些文章，文章表面上是在讽刺，其实是一种很刻意的尝试，试图掩盖由这场谋杀所搅动起来的深层恐惧。在12月20日的《费加罗报》(Figaro)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说法：“在每一列收拾得很好的火车里，我们都能发现一节车厢留给吸烟者，一节留给那些希望独自旅行的女士。为什么不提供一节车厢，配上说明：预留给暗杀者的包厢?但我们太了解那些先生了：他们可能太羞涩了，不愿意引起注意。”
12月25日，《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描述了当时弥漫在铁路旅行中的焦虑气氛：
普安索先生被暗杀，对于公众而言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那种普遍的成见包含了很大程度的自负。每个旅客作为终有一死的人，都感觉受到了威胁。对于铁路职员而言，这个事件却成为了喜剧。我们现在能看见知名的百万富翁也坐三等车厢。另外一些人，则开始在他们的男仆、车夫以及厨师陪伴下旅行。那些还请不起这类随从的富人，就仍然被恐惧的情绪所困扰。
这段话之后，就是对这种恐惧的一个讽刺性证明，这是一段虚构的一个包厢里两位无人陪伴的旅客的对话：
不久之前，在从布鲁塞尔开往巴黎的火车上，一等座的一个包厢，两位旅客用宽大衣和围巾把自己密不透风地包起来。在以非常轻蔑的目光研究过对方的面相之后，其中一位旅客决定同他的旅伴说话。
“先生，”他说，“这些日子能够找到一个可靠的人乘一等车旅行，实在很幸运。我要对自己表示祝贺，这种幸运把我们结合在这里，眼看着我像是要遇上恶棍了。话又说回来，我是一个谨慎的人。我没带钱，没带表，也没带珠宝。我只穿了一条旧裤子，以免让别人垂涎，至于这件大衣，40个苏卖给拾荒者他都不肯要。另外，如果谁想要攻击我，那他真是太不幸了。我带了一把加泰罗尼亚匕首，两把鞍式手枪，一把左轮手枪，枪管多得像亚历山大风琴一样。在这个猎物袋里，我装了许多子弹和火药。在我投降之前，我能开110多枪......”
“好吧，那和我一样，先生，”另一个旅客回答说，“我正假装要睡觉，只是在假装。当我要开始打鼾时，我尤其难以对付。你看见了，我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你能让我有信心，因为你似乎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如果一个恶棍觉得他可以谋杀我，我可以把他的胸口打出洞来。......”
“怎么打，先生?”
“看，先生，这很简单。我已经通知旅客装备商戈迪约先生(M.Godillot)，让他给我做一件护胸甲，上面装备了三十个刺刀尖。看，这玩意儿非常巧妙。......我只需要热情地抱一下我的对手，他就成筛子了。”
因为彼此都有信心，这两个旅客安下心来，开始睁着一只眼睛睡觉，手还紧紧攥着枪。
看一看几年之后出现的完全非讽刺性的官方报道以及技术著作，都能证明这种对于一等车厢旅客相互之间新态度的讽刺性描述何其真实。1864年英格兰发生了另一桩包厢谋杀案，既有官方报道，也有讽刺性报道。《笨拙》(Punch)杂志上的一系列漫画，表现了一等车厢旅客之间的互不信任，一份官方报告对同样的现象做了如下描述：“现在，在铁道乘客中间，实际上有一种恐慌。女士们当然不能分辨出她们到底该避开谁，而谁又能成为她们的保护者，那就回避所有人。男性乘客，以及各级的铁道职员，一直拒绝单独和陌生的异性乘客同行。这样做只有一个共同目的，避免一切可能的有关勒索、侮辱或者袭击的指控。”
上述文字，出自1865年一份为下议院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准备的报告。这个专家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找出于火车的两个包厢之间建立起交流渠道在技术上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包厢谋杀案。在法国与德国也有类似的考虑。为了解决包厢的孤立性问题而疯狂地寻找办法，其实是基于对包厢噩梦般的想象，也就是包厢成为激起谋杀的地方。1这种想象甚至会在纯粹的技术论文中出现，比如埃内斯特·达普尔斯(Ernest Dapples)的《从旅客的舒适与安全出发的铁路机车车辆》书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不是独自在包厢里，那么这个人一路就有一个或者几个同行者。如果同行者只有一个人，这通常还不能避免......一个人可能会因那个独自一人的同行者，被迫面对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甚至是抢劫和谋杀，正如不幸由某些著名事件所展示的那样。”
中华养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