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合作的已婚记者前辈，曾经以邀请后辈去帮忙干活为由叫我出门，结果是去看足球赛，在我要求离开之后他提出送我回学校。步行回程中，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试图要亲热——当然，在他进行可能的下一步前，我甩开了。又一次「未遂」，在我不甚清晰的记忆中，是以耳光作结。
还是我实习的媒体。主编S，算是带我入行的前辈之一，一向表现得体，对我多有恳切的建议和照顾，后来让我完成一部依靠整理海外媒体史料而编撰的书稿（在此且不提和写稿有关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他本人在出版方面的无良口碑和已经引发的各种声讨）。在需要详谈书稿费用和合同（事实上，是一次性买断我的稿子，版权归他）的一日，见面后他说有急事需要处理，让我同去，处理后再谈事，然后开车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结果是他买房之地的郊区（燕郊）。
也许那时他是真的有房产的要事需要处理，也许他只是扯了一个他自认为一本正经的谎。时隔多年，回忆无法事无巨细，我却清楚记得，站在那个别墅区的自己，如何浑身尴尬不舒服却因眼前是强壮很多的异性，又身处交通不便的郊区，且暂时也未发生什么而难以强行要求离开；谈话时，他提及自己的对象在海外，长期异地的关系产生种种矛盾，动情时流了泪，并且突然开始表达喜欢，然后对坐在椅子上的我动手动脚，强吻我的脖子......那一刻我是多蠢才会相信，这一切不是有预谋的行程、专属「老男人」对自己财富和权力的炫耀，而是一次临场失控的表白？！
我挣脱他，清楚说了拒绝的话。所幸他没有继续任何动作，向我道歉。
依然是「未遂」，但这个坍塌的场景在我身体里永久存活下来。
在后来不止一次的梦里，我困在同一个场景大声尖叫。空间变形后破裂消失，我的身体消失，只有尖叫还在。
就像生了一场持久的慢性病，身体早有迹象和病症，对伤痛的感知却是后置的。延迟的。
我记得曾是虚幻偶像的中年男人脱去裤子的样貌，反胃之感会移植嫁接到每一次与身份、神态、体型相仿的异性打交道的场景，也深深影响我对异性条件反射般的第一印象。当然，还有对性的基本态度。
单独面对比我年长的男性，我会自带某种隐形雷达，依靠后天「直觉」来识别猥琐和歹意。
我几乎一直靠内化的偏见活着。不记得具体从哪一天的哪一刻起，危险的回忆促使我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对性充满感受障碍、恐惧和厌恶。
而这恐惧和厌恶是环环相扣的。从初恋到后来两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每一次分手，竟然都与我对性体验的抗拒直接相关。我拒绝任何形式、不同阶段的性关系的铺垫、发生和推进，对方或因此恼怒，或难以忍受，或痛哭流涕——结果都是感情难以为继。
抗拒似乎早已根深蒂固，后来所受的骚扰与侵害不断强化抗拒的因，也加剧抗拒的果。
最崩溃的一刻，我甚至想感谢「首席」们对我所做之事，正因为这样意外的刺激，我才得以回头探索另一个久远的自己。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性冷淡吗？厌男症？与生俱来的无性恋？还是后天的创伤应激反应？
我不确定。我试图理解自己的不正常，却有心无力。
只知这样的后续结果之一，是我可能误伤过一些真正主动关心我的人。一次邀约也许本是善意的示好，但我解读为图谋越轨；饭局上一个眼神，我可能故意理解为「潜规则」的前兆；即便是喜欢的对象，我也会给自己心理暗示是彼此会错意……更多时候强行不表达不显露，但在情感上已将对方拉黑。
我想通过朋友给我的评价诸如「浑身充满‘性冷淡’气质」来反思与异性正确打交道之法。（谁又有权定义「正确」呢？）
我对「也许只是没遇见对的人呢」抱有过希望。（「对的人」本身就是个奢侈的幻象吧）
我也想象过，说不定有人和我一样，愿意彼此安慰、互相治愈呢。（性是如此重要，身处同一场性资源集体抢夺大战中的人们，谁又不会是游戏规则的参与制定/服从者呢？）
我甚至想过试着变成人们眼中「随便的女生」 （又一次自我捆绑，我早已身在社会话语规训中却不自知）——主动的肢体接触依然令自己厌恶吗？也许这样的探索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和交代？（如果对于看情色片都会感到「恶心」的病人来说，这种所谓「主动」根本就是伪命题呢）
我始终失败。
偏执的我，很难建立进入亲密关系的信任，更难在经营关系时体验愉悦。那时想着长此以往放任自流。不如在一段无望的异地恋关系里得过且过。
确切发现的唯一事实，是自己病了。直到心理医生问到：还有什么样的噩梦？小时候发生过什么？
最早的梦魇终于追溯到刚上小学时。我和表弟在新华书店闲逛。表弟顽皮跑开时，某位陌生中年大叔主动跟我打招呼：小姑娘，你是需要看那边架子上的书吧？我来帮你。
我从没想要去看高层的书（因为我踮起脚尖也看不到书名啊），更不会向一个陌生的大人求助。
然而，在我六岁的有限认知来不及做出应急反应时，中年男已将我抱起。我莫名却清晰地记得，他抱住穿着裙子的我，举到书柜高处，作势让我伸手拿书。而他抱住我的手已经伸进我裙子里面我叫不出名字的身体部位，不停揉搓……
那时候并不能明白那样的动作意味着什么，只是隐隐中觉得这是不对的、怪异的，更不敢也羞于告诉大人。
随后若干月内，我在小城书展、其他新华书店还遇见过这个「怪叔叔」数次。我时而忆起是自己始终不敢跟父母讲，时而脑中又突然闪回我其实忍不住把一切告诉他们的场景，以小孩支吾含糊的方式，而大人们并没在现场看到任何符合我描述的人便也作罢——这随后的数次「尾随」究竟发生与否，至今是个迷。
我只知道，自己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不光腿穿裙子。长大以后稍有好转，打底裤、丝袜，甚至是裙子里套短裤，才能救我一命。
记忆里还有一组乱序的场景，大概可以统称为「未遂」：
采访结束后的饭桌上，前辈P 一边吹嘘自己（宣誓男性主权），一边以玩笑之由故意进行敏感部位的肢体碰触；
陌生人在地铁中开始尾随，一路紧追我身后，洒水在我腿上，触碰肩膀；
在为某杂志社策划部门短期工作时，与领导参加某汽车品牌外企的商务会谈间歇，对方主管不怀好意的眼神和黄段子玩笑；
学术活动结束后的聚餐，某艺术学者和策展人，以「性暗示」的动作试图邀约去酒吧；
某电影导演在放映后交谈场合故意提出深夜酒店见面详聊；
某电视节目制片人曾要深夜约谈事务......
……
就像这个社会对女性所期待的那样（「你们要有自我保护意识！」），我面前的骚扰侵犯者们都没有最终「得逞」。或者说，危险萌芽之际便被歼灭。
那又如何呢？
它们看似对抗不轨的某种系列性胜利，其实成为潜伏多年的集群病毒，化为日常的梦魇，也引发各种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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