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见之地是朝阳区某处CBD，见面时首席老师建议就近看场电影——其他细节我无法清晰回忆，但是，这部电影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2009年八月底开始上映的《白银帝国》（无比讽刺的是，电影此后成为我职业生命的一部分，而我自那次后再没重新看过与此片有关的任何内容，无心、不忍，更不愿意，总之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本能地抗拒；天知道呢，为什么，我对片中一丝一毫的情节都再不记得了）。
晚上碰头聊选题，没问题。那会刚把脚尖伸到新闻圈大门口的我也有若干次天黑见受访对象的经历。何况这还是和这位人人尊敬信任的新闻界前辈呢。
和异性伙伴、朋友或者同行看场电影，这自然也没问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新片上映、电影节或学术放映时寻常工作、研究和生活必要的部分。
但问题是，那时看电影后首席老师说：
这儿人多，咱们到我住的酒店去详细聊吧。
我不得不说，我的愚蠢，从这里开始升级。我没有深究「人多而不能谈话」的实际原因，也没有多问一句为何那个足够安全的地方不是编辑部办公室却是首席老师住的汉庭酒店（那时候，莫名地清晰记得我是第一次知道除了「七天」之外的另一家同类型酒店），我甚至没有深究此老师家庭住址当时是否真的在外地（我至今依然不知）。
也许，正因为那之前刚发生过一次我晚上十点在就读大学的咖啡厅与一位只为递交一摞「高危」材料的举报线人碰面，我第一时间直接联想的是需要接手某件新闻「大事」的高风险属性，而非此次见面本身的危险——那种瞬时内心膨胀（自认为是热血），犹如亲历谍战片场景的紧张（风声鹤唳的环境中「理想主义」也会给自己加戏），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愚蠢地延续着——后来若干次不得已回想起来，只剩下自我唏嘘（尤其感到可耻以及对自己失望的是，也许那会我的确有过的一丝怀疑、排斥和古怪感，都被自己的短视和功利迅速掐灭了）。
进入房间后，首席老师瞬间变了一个人。
我至今难以描摹我的震惊，难以消化这中间天壤之别的变化如何瞬间发生（专业演员能做到如此「入戏」的大概也是少数？）
他扑过来，抱我，强吻，脱我的衣服，脱了自己的裤子。多年来我一直抗拒回想他的动作和具体细节，这个令全身每一个角落都感到恶心的时刻却从未离开我。
我挣脱了。
不记得究竟是因为我踢了他，咬了他，还是其他什么关键性动作惹恼他，或者是他主动放弃。他没能做成他试图要做的事——如果此处需要严密定义，我暂时不确定使用哪一个词可以更准确描述他「未遂」的侵犯行为，但我确定的是，我从没有自愿，更没有任何表达肯定愿意的言语和行为。
那一刻的慌乱、阵痛、精神无力，远远大于恐惧。
那个挣扎和反抗的自己，此后多年内还会在梦里一次次苏醒过来。我记不清自己最后一个动作如何完成的，得以冲出那个酒店，冲到大街上，在空无一人的地方一边哭一边跑，一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呼吸困难，一边在心中进行反反复复的自我检讨和忏悔。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这样？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我却觉得自己已经「脏」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狂奔？我该跑到哪里？我该怎么活下去？
跑了很长一段路，长到我记不清是多少公里、多长时间后我才辗转回到学校。那也许是这辈子最遥遥无期的一段路。我难以平静，难以做出一个正常的决定：就地呼救？告诉家人？找朋友倾诉？报警？告知编辑部或者学校？
这些似乎都不是选项。我最想的，其实是，死。大概只有这一个选项最不会因为我而麻烦任何人。
我不清楚应该如何有效复述作为一起未遂事件的「生还者」所面临难以启齿的痛苦，所经历的长期自救和无望的心理建设。我想我只能一一回忆和尝试记录，在此之后的数日、数月、数年，发生了什么——
短时期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是的，任何人。
首先这是「未遂」，我当时的有限理解是：幸好产生最糟糕的后果前我脱身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未发生的结局对很多人来说都仅说明这是一种「谢天谢地」的侥幸，一种对女性「盲目信任他人」、「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甚至是「太不检点」的警告，难以上升到罪行-伤害的程度。
其次，那时的我很难直接放弃实习的机会，自认为这应该只是因为我自己有问题而催生的孤案（只是刚刚好是被「套路」了？）；避开此人以及时间总能解决问题，而自我反省和消化才是内心强大，也是初涉新闻圈必经的教训和代价。（这些想法，都是当时已陷于困境的我强行进行的自我安慰。唯有一点是真正清醒的认识：发生这一切决不是对方「发乎情」，那仅是毫无交流深度的初次见面，更无产生感情的任何可能。）
回到学校后我偷偷把全身衣服都扔掉，一遍遍洗擦身体，除此之外，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从此再没和这位首席见面。
实习参与做过的报道，时而是独立操作和署名，时而是跟着其他记者合作完成、共同署名。所幸，仅那一次碰面后，我也从未与首席老师在业务上产生交集（哪怕是远程的）。我会庆幸：真好啊，名字从未被放在一起。
后来手机遗失，发现通讯录未备份而全部丢掉时（除了存有手机号之外的联络方式的亲友和熟识的人，无需再有交集的名字都彻底失联），我大松一口气，竟然莫名有一种就此与一个世界别过而重新开始的仪式感。
记得离开前一家媒体后，我去实习的另家著名报社某位领导，在接收我时提及「也听XX（「首席」）说过你在XX周刊表现出色，欢迎你来实习」（这是最近强行回忆整件事时想起的片段，有些迷惑地自问：当时很快离开而去下一家的过程，「首席」老师似乎还起了重要的推荐作用？）这究竟是对方出于某种缘由的补偿式处理，还是阴差阳错的人际链接（贵圈的确小得兜兜转转都是熟面孔），又或者算是我没意识到但对方所理解的某种「利益」交换？我不得而知，更不愿再去想象。
最近因为米兔，我看到数位姑娘的举报中重现那个名字，除了觉得恶心、羞愤，还为九年前肤浅和懦弱的自己感到可悲。
我没有想到他会是惯犯，我以为自己也许凑巧成了他意图「性试探」的对象。
我没想到自己一刻的蠢，许多年的怂，可能与这个名字进入公益机构后产生的更多伤害存在某种关联（并非直接前后因果，却很可能有纵容催化作用）。
事情过去数月后，我鼓起勇气告诉了当时喜欢的人，并非面面俱到，但说出去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失重了。
再后来，更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才有个别极其亲近的朋友听我不同程度地提及。经过他们的安抚和提醒，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很多经历片段中其实藏着一条并非偶然的事件链。
「首席」不是唯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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