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队后的第二天，比雷尔陪着我们去扫墓，1978年我们在上海时，他跟我外公、外婆、姨婆、三姨夫等亲人都见过，如今这些亲人一个个相继而逝，静静地长眠在镇江丹徒老家祖产深山中。他看到我母亲跪拜时泪如雨下，也不能自已地掏出手帕来。我们静默伫立良久，山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眼前一片苍茫，不知何时能再“归”！？
似乎与生俱来的对“人”的同情心和对“人”的尊重，对任何人永远一视同仁的爱心，同时对生活又充满了热爱，是比雷尔最让我敬重的“人”格。
我常拿自己和他相比，扪心自问不如。人生的阅历和经验让我懂得仔细“看人”，我不是要看他对我怎么样，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包括亲人、朋友、同事，和周围相关的所有人。
我父亲九十年代初要去香港养和医院做良性脑瘤切除手术，父亲不放心，非要比雷尔当面跟主治医师详谈后才肯入院开刀，比雷尔马上放下手边工作，风尘仆仆地由纽约赶去香港。给我父亲开刀的是香港脑科名医邬显庭大夫，开刀前后，比雷尔对我父亲由心理到身体全盘照顾，邬医生对比雷尔的无微不至很受感动，跟母亲说：“你怎么会找到一个那么孝顺的外国女婿？！”还请我们去香港马会晚餐，护士告诉我：“这位大牌医生请病人家属吃饭还是头一遭呢！”1994年父亲和母亲决定由悉尼搬来纽约定居，不料他又提出要比雷尔去悉尼接他，我再三跟父亲说他的要求“过分”。纽约的房子，父亲买好也装修完毕，机票也已买了头等舱，他可以一路睡着来纽约。我向他解释：“路这么远，比雷尔这么忙，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但他如任性的小孩一般耍脾气：“没有比雷尔陪同，那我就不去了。”比雷尔反而怪我不懂事，二话不说，只身飞到悉尼。
拉开五斗柜上面的抽屉，里面有不少小纪念品：派克钢笔、小皮夹、纪念奖牌之类，都是比雷尔在飞机上当临时医生得到的礼物。他飞得多，碰到飞机上急诊病人的机率相对就高。因为美国医生被病人告的情况常有所闻，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自告奋勇的医生极少，然而比雷尔一听到机上广播有病情，就会一马当先。我劝过他，等没有其他医生接应时他再去也不迟，然而比雷尔说：“救人第一！”我还能说什么呢？
纽约血液中心的门房Ron跟比雷尔是哥们。原来他们有一回聊上了天，比雷尔发现Ron的专业是影评人，但写影评养活不了自己，所以找了份门房工作。Ron是美国南方黑人，自己就有很多精彩故事，有机会时我们请他去血液中心附近的爱尔兰酒吧聊天喝酒，吃南方人喜欢的烤鸡翅，Ron就会“津津乐评”眼下上演的电影。他跟我们看电影的趣味相投，成了我们的“导影”。后来他知道我曾有从事电影的经验，就更加滔滔不绝了，有时侯还送我们预演的电影票。不幸的是九十年代末期Ron因癌早逝，虽然我们并没有见过Ron的家人，但葬礼上比雷尔送了现金支票给他太太，好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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