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有很长一段时间，视我们为“不健全”家庭。在瑞典时，汉宁常常在托儿所最后一个离开，平时因为家中语言复杂的关系，也没有教他唱儿歌。结果他听到最多的是比雷尔和朋友们在喝酒时爱唱的瑞典传统喝酒歌，记得汉宁初上托儿所，老师要小朋友表演熟悉的儿歌，他表演的竟是喝酒歌，为此老师特上门来做家庭访问，害得我和比雷尔尴尬不已啼笑皆非。纽约血液中心会一年一度组织“亲和聚会”，找个风景优美的度假圣地犒赏研究所人员和家属轻松几天，我只参加过一次就从速消失了，主要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他们口中的家庭主妇和称职妈妈的标准，我统统“不及格”。因为我太多年不露面，大家揣测大概比雷尔和我已经“分道扬镳”，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所以旁敲侧击地向比雷尔打听我们的婚姻状况。比雷尔不得不转弯抹角地恳求我忍耐一下临时性的不适应，希望我次年出席，免得他再次面对尴尬，但我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感兴趣的话题：房子、汽车、股票、孩子、食谱那一套全然外行，也没有兴趣，所以还是鼓不起勇气去搞“亲和”，感激的是比雷尔一向尊重我的独立，没有再“劝”我一定要出席。
1994年汉宁十岁时，我们想到了最佳生日礼物——第一次带他去中国，而且主要是去敦煌旅游，目的是让汉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历史灿烂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是由文化、历史和土地，以及生长在上面的人构成的，从而激起他学习中文的兴趣。他在瑞典用的中文课本就这样写：我是中国人，我是海外的中国人，我爱我的当地的国家……其实1980年我和比雷尔去过中国，缘起有二。其一，1979年由于我的“牵线搭桥”，实现了中国舞蹈教育考察团第一次访问美国的计划，八个人的代表团在美国访问了将近一个月，在最关键的时刻，我跟比雷尔协商，取消我们一年一度的夏天度假计划，好省下钱来赞助部分经费。其二，比雷尔1978年在上海生化研究所讲学以及后来做的大量工作，得到良好积极回应。因此文化部邀请我于1980年先回国讲学、演出，然后招待我和比雷尔到各地旅游。文化部安排得非常周到，演出结束后，我们在文化部外联局俞惠钧女士的陪同下，由北京出发，先去西安，再由重庆出发看三峡游长江，在上海下船后又去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杭游玩，最后还去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为了游山玩水，比雷尔做足了“功课”，他对历史、人文、文化有兴趣，也认为光看风景就“亏”大了，拼命翻看有关的书籍，结果每到一地，他都玩得津津有味，讲得头头是道，有些重要历史遗迹还了若指掌，给俞惠钧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临别依依时，俞惠钧忍不住用上海话跟我说：“侬真好福气！”
1994年，我们是一组九人一起去的中国，我们家三口子之外，有比雷尔弟弟Lars、弟媳Iila，前妻哥哥Bertil、嫂子Barbara，我们的好朋友Patrizia和Stuart伉俪。这组人先到北京，入住和平饭店，Lars夫妇不会英文，要跟饭店前台打交道兑换人民币、借熨斗等等，都拉着汉宁去当小翻译。一下子有两个惊奇：饭店前台看长得像外国人的小男孩彬彬有礼又说得一口好中文；汉宁一下子发现他说的中文服务员全都懂，自己能当帮手了，兴奋得小脸通红。
我们旅行三周，先去甘肃参观敦煌石窟，因为事先托人安排妥当，我们参观了一般不对外开放的窟，还有专人讲解。敦煌石窟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壁画最多的石窟群，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殿堂。美得让人惊叹！ 比雷尔为了敦煌之旅，买了无数相关书籍和画册，对壁画的源起、历史和宗教背景都有基本了解，敦煌壁画中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和舞蹈有密切关系，我很早就通过学中国古代舞蹈史有了基础知识。我们在鸣沙山月牙泉中骑骆驼，还在旅途中发现了沙漠中的“绿洲”——一望无际的戈壁中突然出现一捧青翠，我们兴奋地嚷起来，让司机朝那团浓郁的翠绿奔去，原来沙漠中的一汪地下甜水，养活了幸运、幸福的一大家人，瓜果蔬菜油亮茂盛、五色缤纷，我们一哄而上，买了不少各色水果，我则钻到地里去采毛豆，采了一大篮后还要菜农给加工，盐水毛豆可是最佳佐酒菜，我们每天都轮流做“庄”，欢度“快乐时光”——喝餐前酒。这一路上西安的兵马俑、羊肉串、百饺宴，北京的故宫、长城、仿膳、天坛、琉璃厂、颐和园，让汉宁目不暇接，尤其在大伙儿采购时，他更是忙坏了，我一个人顾不过来这么多人，他就必须担任讨价还价的工作，跟瑞典购物“说一不二”的习惯背道而驰。这次旅行后，汉宁学会上中国餐馆用中文点菜，再也不问为什么要学中文。
2005年我们又组队去中国旅游，主要一站仍然是敦煌。我母亲没有去过敦煌，一直记挂着；她自觉年事已高，也希望回老家镇江给父母和祖辈扫最后一次墓。三个弟弟和他们的家属马上雀跃不已，比雷尔的朋友们也纷纷央求我们带上他们同去旅游中国，比雷尔比我还要差，一辈子不会讲“不”，“不好意思”和“心软”的特质，他皆具备。傅聪就跟我说过：“你是好人，但比雷尔是‘滥’好人。”因为他弟弟傅敏在伦敦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练钢琴永远是傅聪的首要任务，所以伦敦的名胜古迹弟弟一个都没有去过，一直在哥哥家干等。比雷尔一听我埋怨傅聪对弟弟“不近人情”，马上不假思索地对傅敏说：“我正好要给青在伦敦当向导，你就跟我们一起玩罢。” 就这样，傅敏跟我们一起当了几天“伦敦游客”。
旅游团队像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共达二十三人，我只好找上海锦江饭店旅行社帮忙安排全程。第一站先去新疆乌鲁木齐、天山，然后，除了美不胜收、越看越爱的敦煌，楼兰古城遗址、罗布泊雅丹魔鬼城、阳关、吐鲁番盆地中的火焰山……都是围绕着敦煌值得去观赏的景点。我们还记得十一年前戈壁沙漠中那团浓郁的翠绿——沙漠中的“绿洲”，结果遍寻不见，很感失落。好比此刻的我，遍寻不见比雷尔，我多么希望沙漠中一汪地下甜水永远在那里浇灌滋润着我，生命中的绿洲或许是短暂的，但情感的钮链地久天长。
我们这个团队在中国几个地方一路玩下来，三周后在上海结束行程。妈妈在上海出生、长大，虽然目前住在纽约超过三十年了，仍然想在队伍解散前尽地主之谊，请大家试试上海地道“本帮菜”。另外有位我们由衷感激的人——吴燕珍，我们也要和她以及她的家人见面，致谢问好。
缘起是1986年，吴燕珍经王浩、幼石推荐，由上海来瑞典，前后三年帮我们照顾不到两岁的汉宁。在一个屋檐下同住同吃同劳动，跟我们就像家人，很贴心。由于瑞典移民法有规定，她不得继续留下来，临回上海前，我们为她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欢送会中的食品是比雷尔“冒险”从纽约带回来的八只烤鸭与一整只金华火腿。用“冒险”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外来食品在瑞典不可以入境，尤其是肉类。从不犯法的比雷尔，打我在瑞典定居后，就禁不住我央求，常常冒险犯法，来满足我这张好吃的馋嘴。他常常跟朋友笑说：“我真希望哪次在瑞典机场，海关逮我个正着，那我就不必继续干这种心中打鼓的苦差事。”当然，我妈妈在纽约早就把吃的东西准备得妥妥当当，比雷尔乖乖地提箱上机，竟没有一次失手。我和比雷尔喜欢采蘑菇，有的蘑菇干透了好，有的蘑菇煮了缩水后急冻保存味更佳。岛上的大冰柜基本上给比雷尔捕获的鱼填满了，无计可施时，我就将一瓶瓶的急冻蘑菇和其他纽约运来的食品，储存在他实验室零下六十度的“西伯利亚冷库房”中，渐渐地也堆积成相当可观的体积，研究所的人知道比雷尔宠我，不便发难，况且他们也喜欢来我们家聚餐，所以我出入“西伯利亚冷库房”存货取货时，大家都充眼未见。
那天欢送会上吴燕珍发言，挪威籍汉学家史美德女士替她翻译，她说：“这过去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主人‘看得起‘自己，让自己有尊严，从未感到自己是在帮佣……”最后她表示：“最要感激的是比雷尔先生，每看见我拿重东西都会抢着帮忙提。”讲到这里，比雷尔上前拥抱了吴燕珍，她便抽咽起来。这些温馨的回忆历历在目，永远不会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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