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必然影响现行的相关制度或政策效率，人们的观念转变和制度形态的适应性调整通常滞后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在传统制度框架中应对老龄化，大多是通过干预人口发展以延续传统制度安排，并且操作空间已越来越小。我们通常所讲的“未备先老”只关注养老基金的长期平衡，并经常对调整人口政策寄予过高的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而是更多地源于现有的社会制度或政策体系不能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时，时代发展正在重塑人们的工作形式和生活方式，为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适应老龄社会发展的教育体系改革势在必行，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要尽早建立。未来几年是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平台期，也是我们深化相关改革的机遇期。
第四，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政策体系。
老龄化是一个跨越功能边界的非结构化公共事务问题，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需要跨功能、跨组织的治理机构联合行动以实施整体战略。人的需要是通过多种渠道或系统来满足的，公共政策要想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促进和协调各种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目、某一部门或某一社会系统来承担责任。目前，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由此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所以对其干预绝不仅仅是局部、静态的政策调整，需要转变思路、更新理念，从整体的、动态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布局。当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区域联动发展、部门间议事协调机制、一站式服务创新和基层民主创新，都部分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思路，但还有巨大的完善空间。
第五，通过有效的家庭政策提升家庭发挥功能的能力。
尽管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的价值与功能。缺少家庭责任的养老政策是残缺的政策，既不能使老人获得完整的福利，还会造成社会的过重负担。家庭伦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国家与家庭对个体的福利支持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老龄社会的应对是全民的事情，需要最广泛地参与，自然也包含家庭的参与。无论是否愿意，家庭始终在客观上发挥着经济安全和情感支持等功能。关键在于政府及政策的有效引导与支持，需要通过有效的家庭政策提升家庭发挥功能的能力。虽然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真正公平有效的家庭政策体系的建立还需时日和巨大的努力。
第六，善用最后的“人口红利”，重视区域均衡。
我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窗口期，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有助于城乡和地区解决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尽可能地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为最大程度地收获红利创造有利的环境。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是同一人口转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或者说人口负债是前期人口红利的必然结果。 当代人享用人口红利而让未来世代承担人口负债是代际不公平，而主要的解决之道在于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提升未来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以期在未来能以较少的人力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实现以人力资源的质量替代数量，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我国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应遵循以老年人需求为本和实现老年人的全面发展两个基本原则，涉老政策要精准聚焦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顾虑，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社会参与和情感需求。中国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将是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完成的，也必然为中国人民包括老年人口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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