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保障体系的影响。由于老年人口失能风险较高，容易形成规模较大的失能老年人群体。老年人口的长期照护问题，将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难点与焦点问题。在应对老年人失能风险的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发展较为滞后，虽然已经开始试点长期照护保险，但建立正式的长期照护服务保障体系还需时日。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优势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和长期照护等制度，都可以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丰富的经验。但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涉老制度安排也面临新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应当重视和充分发挥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和大国特征等优势。
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保证，也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最重要的中国优势。
首先，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整体战略体系中，中国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重点承担保基本、建机制和强监管的职责。在健全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形成“政府托底”与“政府主导”的格局。其次，中国政府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主要体现在顶层制度设计、法制环境创立、项目规划、不同领域资源配置等方面。中国具备从容选择和发展符合具有中国国情的老年福利体制的有利条件。再次，中国政府拥有并有能力动员更多的养老资源，通过诸如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划拨国有资产、调动土地资源等方式确保养老金制度的稳定持续发展。
中国还具有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的历史文化传统。
首先，孝文化奠定了中国养老的价值理念基础。老龄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应该有明晰的价值理念和完整的伦理体系做支撑。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孝伦理及其延伸出来的家庭伦理所强调的尊老敬老、代际反哺、老吾老及人之老等这些价值观念，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具非常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在现代化过程中这些文化传统仍然是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次，传统文化拓展中国的养老资源。中国传统社会中邻里互助意识是社区养老的坚实依托，中国的熟人社会传统也为互助养老提供了社会土壤。传统文化使我们的养老资源和政策选择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多样和持久。
家庭在中国养老主体中始终是可依赖的中坚力量。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中国家庭的变化发展虽然呈现核心化趋势，但中国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依然存在，甚至由于大量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而得到强化。目前祖父母参与年轻夫妇的子女照料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家庭内对代际责任与代际公平的诉求也较为普遍。同时，中国家庭在迅速而全面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是应对各种风险的最基本单位，一直在吸收和消化社会转型的成本，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空缺。
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家庭核心化的重要制度基础是其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这些制度安排在我国还处在初期阶段，并且在未来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家庭的职能。
大国的区域差异与规模优势为中国解决老龄问题提供便利。
大国区域差异为应对老龄化提供时空和政策腾挪的空间。以户籍人口计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城高乡低的特征。但人口流动迁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通过人口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均可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在国家层面收获“人口红利”。
大国的规模优势提供了宏观战略与资源配置的巨大灵活性。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基础，为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为我国统筹配置国内外资源、分散人口老龄化风险提供了条件。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思考与选择
首先，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通常，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被视为被抚养者或负担人口，对生理年龄的片面关注，忽视了人口老龄化的多元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动态性，以及个体和群体间的差异，同时也无法反映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因此，有必要从动态的视角重新定义“老年人”和“老龄化”，以扩展政策应对空间、建立理性社会氛围。
现有的老龄政策和制度安排主要是依据传统的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的认识进行设计和建立的，老年人口更多地被视为社会负担而非重要的人力资源。而随着科技发展，尤其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改变老年人的“可行能力”，使得老年人的生活、出行、社会参与越来越可行和便捷，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生理的年龄，促进健康老龄化，使传统定义下的老年人口能够更好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因此，应更新老龄政策的设计理念，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和开发。
其次，“全生命周期”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视角。
老龄社会的应对不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观点，老龄只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人们在老年时期的经济、健康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青年时期的经历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老年保健是有用的，但如果注重中青年时期对健康的投资将更加有效。
老龄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老龄社会的应对不仅涉及老年人，而且是全人群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必须将个体的生命阶段与人口结构的发展历程紧密结合。引入“全生命周期”概念是为了强调老龄战略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原则。中国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实现代际公平和共建共享，将生育政策与家庭政策相统一，尽快实现从“多生”到“善养”的转变，实现以“质量换数量”的人口发展政策。在健康中国大框架下，推进健康老龄化，重视生命质量，将“优生”与“优死”并重，尽可能满足老年个体多元化的生活需要。
第三，把握发展机遇，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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