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虹市首富》让沈腾又火了一把。
从表演的角度来看，沈腾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能够把懦弱而又善良、鸡贼而又重情的小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如果从社会情感结构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沈腾受欢迎的深层原因，更在于他能够用喜剧的方式，准确传达出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期“价值分裂”的时代底色。
换句话说，出生于1979年10月的沈腾，以及他身后以70末80初出生的一代为骨干力量的麻花团队，正是最为典型地内化了这种“价值分裂”的一代人。
这种“价值分裂”的症状，可以概括为一种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自我与集体、物欲与精神……等等二元对立的价值之间摇摆不定、频繁换位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方式，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长期处于“左右都想要，左右都放不下”的永恒纠结之下。
对于这种“价值分裂”，我有着深切丰富的个体生命经验。我比沈腾小一个月，而我周围从小到大的朋友们，也大多数跟我年龄相仿，主要出生在1980年前后的两三年间。十五年前，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做了几年新闻记者，当时的同事除了同龄人以外，最多的就是出生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的一代；而近几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又因为到大学任教，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85后、90后，甚至95后。
随着“跨代际”交往经验的积累，我逐渐发现，我们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代人，已经集体性地将中国社会转型期“价值分裂”的诸多境况，内化为了一种代际人格特征。而指出这种特征，也无关优劣褒贬，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大时代印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胎记，也可以将之视为是无法选择、无从逃避的生命责任。
在我个人的直观经验里，所谓“70末80初这一代”，主要是指出生于1978、1979、1980、1981和1982这五年中出生的人。当然，向前延伸到1976年，向后延伸到1985年，这个经验框架也大致适用，只不过典型性可能会有所下降。
我们70末80初这一代，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应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真正意义上的同龄人。所以我们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时期，是一个所有的规则都在改写、所有的价值都在重构的时期。
加拿大有个当代哲学家叫做查尔斯·泰勒，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脱嵌”。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作为个体的人从传统的秩序框架中脱离出来，获得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自由。在欧洲，大规模的“脱嵌”主要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个体摆脱的主要是由宗教所维护的“神”的框架；而在中国，大规模的“脱嵌”主要发生了两次，一次在清末民初，个体从由家庭、宗族所维护的传统秩序框架中脱离出来，另一次就发生在从1970年代末一直到1990年代末的二十年间，农民脱离土地，工人脱离工厂，创业者脱离体制，整个中国脱离由政府包办一切、安排一切的计划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福利制度。
而我们70末80初这一代，就是伴随着这样一种翻天覆地的“脱嵌”过程长大的，这决定了我们几乎成为了最难从父母那里继承到有效人生经验和稳定价值观念的一代人。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代人跟父母之间的观念差距的巨大程度，可能是此前此后的世代都不曾和不会再经历的。
我们70末80初这一代，还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回头来看，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其实都没有做好准备，应对成长体验如此孤独的一代人。中国传统上本来就更重视血亲伦理，而相对轻视非亲伦理，所以当一代人基本上都缺乏同龄人之间的血亲体验时，对于公共文化的要求就在无形中提高了，而我们的社会的公共文化体系（包括硬件和观念）显然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做好准备。
另外，在70末80初这一代进入成年期之前，中国的房价还没有起飞，阶层分化也还没有发生。所以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家的家庭情况都差不多，这导致了我们这一代在财务观念和阶层观念上普遍非常晚熟。19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很少有人对财产、房价、非工资性收入、一二三四线城市这些概念有实质性的认知。
彼时适逢中国经济最旺盛的上升期，高中和大学校园里洋溢着的，普遍是对前途的乐观情绪，就业没那么难，谈情怀没那么可笑，中产生活也没那么遥远，阶层壁垒尚未固化，福利憧憬也尚未破产。而这应该也是我们这一代从三十出头就开始寄情于各种怀旧文化的原因。
所以，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之后的二十年间，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远比今天的年轻人更为激烈的世俗化过程。今天，我常常会慨叹，这居然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参与历史的方式。
这一代的男与女，各有各的“分裂”方式就我个人经验来看，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人，内心里还是比较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个人生活领域更是如此；而85后和90后的人，开始拥有了更理性的比较视野，也拥有更多获取建议的公共渠道，所以往往能够比我们更早地做出取舍，更坚定地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中做出个人选择。而只有我们70末80初出生的一代人，基本上是在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各种新旧价值博弈中，靠着自己“试错”活过来的，成本要高得多。
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男性，无论外表看起来孔武还是文雅，也无论受教育程度是高还是低，骨子里基本都还是大男子主义的拥趸。用现在的网络词汇来形容，就是“直男癌”。在表面上，他们是在西方性别文化传入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很多人已经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女性，包括开车门、拉座椅和帮着拎包，也包括分担家务和照顾子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对女性权利的认同，如果自己有了女儿，通常也会按照对独立女性的想象认真教养。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得说，这一代的男性无论个人能力大小，其实在更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渴望贤妻良母型配偶的，而且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以相夫教子为己任的贤妻良母，就像周杰伦身边的昆凌。“女性权利”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没有上升到“自我实现”的最重要一层。所以，在他们心里，“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还是最硬通的爱情承诺。即使怂包如《西虹市首富》里的王多鱼，在抱着一千万赎金嚎啕大哭时，对女主喊出的也还是“夏竹！你要不给我生一百个孩子都对不起我！”你说，这心声是不是太“物化”女性了？
可是当我用科研训练下的视角去看这一代男性的时候，就会更多地生出一种“理解之同情”。因为在社会层面，他们也同样是高度“分裂”、难与自身和解的。年少时，启蒙精神余温尚炽；行至中年，金钱与权力俨然成为道德本身。所以，我时常觉得，在这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气质与犬儒姿态常常是并存的。尤其是男性，因其往往能接触到更多社会资源，往往也就更显著、更频繁地在社会性的两极之间不停侧身。他们既做不到像上一代人那般善于坚持，也做不到像下一代人那般敢于放手。边批判，边妥协，边抱怨，边认同。
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女性，譬如我自己，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与同世代男性的“分裂”相匹配的。即使再热爱自由，也很难放下对妻职和母职的深度内化，而这种内化到了一定年龄就会不断发酵，与作为女性个体的愿望和意义用力撕扯。更重视家庭的，在付出和牺牲时，大多做不到如同我们的母辈和姊辈一般心甘情愿；更重视自我实现的，在追求事业成绩或者是坚持个人生活方式时，又难以摆脱“原罪”感。
我们这一代女性，少女时代接受的主流情感故事是琼瑶式的。没错，就是那种“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可紫菱失去的却是她的爱情”的奇葩爱情观。回头想一下，类似的爱情观在整个1990年代其实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且还披上了“个性解放”的包装。今天的女孩子，已经可以把这种桥段当作笑话来讲。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它所示范的“圣母情结”，确实浪费了很多女性原本可以用于自我探索的精力和时间；而它所潜藏的“弱者认同”，也确实限制了很多女性对于自身最高价值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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