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手册】“人民”的余像： 小剧场戏剧《切·格瓦拉》和世纪之交的主体想象
2018-07-08 15:42 来源:艺术手册 戏剧 /文化 /艺术
原标题：【艺术手册】“人民”的余像： 小剧场戏剧《切·格瓦拉》和世纪之交的主体想象
“人民戏剧”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2000年4月12日，小剧场戏剧《切·格瓦拉》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首演。这部剧由黄纪苏、张广天、沈林、王焕青、罗江涛集体创作，七位年轻的职业演员担任演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制作和出品。它的创作动机可以追溯到1997年切·格瓦拉的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并被迎回古巴，从而在全世界的新一波切·格瓦拉热潮中，为中国重新带回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记忆；但更直接的背景还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自身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知识分子和公共舆论都试图回应社会底层对公平与正义的呼声。《切·格瓦拉》采用了布莱希特式的史诗剧形式，展开了一场中国现实与切·格瓦拉的精神召唤之间的对话。尽管剧作仍以切·格瓦拉的生命轨迹为线索，但在舞台上，切·格瓦拉本人始终没有出现，只有他的那些不朽格言以画外音的形式在场。被推到了聚光灯前面的，是急遽分化并激烈对抗着的社会群体肖像，正、反两面人物就那些人们最为关切的历史与现实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最终从“告别革命”还是“革命不朽”的生死抉择里面，浮现出一个或可继续称之为“人民”的集体性主体意象，他们在主题歌中宣告着“格拉玛号”的再度启航：“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黑暗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听见你的召唤：切·格瓦拉。”1
《切·格瓦拉》剧照 李晏／摄
戏剧一经上演便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知识界和主流媒体被卷入旷日持久的论战，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观众也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部剧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巡演，而且它也到达了开封、成都、长沙等那些在当时戏剧文化尚未成形的城市，在那些地方，无数普通民众生平第一次走进剧场。可以说，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真正形成社会议题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部戏剧作品，它被称为一次“社会事件”、一场“席卷文化思想界的红色风暴”。其意义在于，通过剧场艺术的界面，《切·格瓦拉》使得本已十分激烈的思想争论溢出学术界而涌向社会，使得日益深重地卷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现实问题暴露在一个公共性的视野中，使得迅速坠落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获得了在政治文化的舞台上重新出场的机会。尽管戏剧演出本身始终是在一种同样缠绕的悖论中进行的，因为无论如何，该剧的轰动效应都难免消费革命、偶像崇拜、意淫乌托邦的责难，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自恋（而非真正为底层代言）的质疑也不绝于耳，更被加上为“文革”招魂、鼓吹暴力、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罪名。凡此种种，都深嵌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急遽冲突、对抗、分裂的版图之中。
1992年以后，中国加大、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将神州大地迅速推向一个似乎呼唤已久的市场社会。特别是国企改制、转轨，造成大面积工人“下岗”失业，失去了原社会主义体系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国家资源的“重组”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先富起来”的社会人群，并为之赋予政治上的合法性。相应于利益分配的再度调整，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层面中，社会向上流动的愿景开始打造出一个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想象界。配合着这一社会发展、共同富裕的愿景，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很快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的几年时间里达到高峰。急遽扩张的城市化进程直观地体现着社会向上流动的整体图景，而对于驱动这一愿景的社会动能来说，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仍是必不可少的人口分化机制。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方面填补了原来轻工业系统固定职工留下的劳动力空缺，另一方面又成为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中隐形的建设者。面对如此之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也发生严重分化，围绕是要自由还是公正等根本性的议题，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论争持续了多年。而在更广阔的大众文化场域，这种思想意识的冲突和对抗也折射为更加具体的表象：一面是早几年前出租车司机就已挂上了毛泽东像祈求平安，一面是知识精英们仍在迫不及待等着说出“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那个恰当的时刻。
在这样矛盾重重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剧场运动也发生着显著分化。20世纪最后几年，与商业和艺术戏剧并存的，是一些重新调动起剧场应有的公共论坛职能、重新捡拾回某种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的剧场实践。1998年初，一部改编自苏联红色经典的《保尔·柯察金》用巨幅红旗和高亢激昂的《国际歌》声占领了剧场。在“革命”、“暴力”等暌违已久的字眼的狂风骤雨冲击下，观众既得以重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可以成就“记恋冬妮娅”2式的一次记忆的反转——世纪末的“人民戏剧”就在这样一种“革命加恋爱”的经典模式中拉开了序幕。
《切·格瓦拉》剧照 李晏／摄
1998年年末开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正式提出“人民戏剧”的自我命名。不过，按导演孟京辉的说法，这部剧试图唤起的是在所有人那里都存在的人民性，而并不一定真要跟社会底层发生关系。3意大利著名左派戏剧家达里奥·福于199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显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被搬上舞台的重要契机，而剧本改编者黄纪苏原本打算在与剧情平行的另一条线索中表现“左派戏剧家的意中死亡”，也就是说，要把达里奥·福接受西方主流社会的收编也同样纳入到一个批判的视野中，但这一提议并未被采纳实施。表面上看，该剧讲的是一个疯子艺术家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用纯粹个人的自由、反叛，对威权统治进行了无情嘲弄；但细细回味之下却不难发觉，其批判锋芒实际已然回避了任何现实的指向，国家暴力机器所代表和为之服务的真正利益群体最终隐没在“都—是—别—人！”这一声嘶力竭但却难掩空洞的指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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