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外多起性侵案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全球范围近来为何会掀起一场围绕“性侵”议题的热烈讨论和反思?是什么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敢于敞开心扉、直面过去?除了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机构，以及国家层面的因素，又在发挥着怎样的影响?这些受害者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挣扎和无奈?“澎湃国际”推出“透视美国性侵案”系列报道，从个人、群体、机构、立法及国家层面等多角度，考察美国社会在面对这类特殊案件时所展现出的温情、愤怒、反思、调整以及困境和局限。
2018年年初，一名教授的丑闻震动了美国哈佛大学。
2月到3月，哈佛大学政治学系资深教授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Domínguez)被曝从1981年开始，在过去37年中持续对该校数十名女学生和女教授进行性骚扰。丑闻覆盖时间之长、受害人数之多都使其成为美国学界近年来类似指控中的大事件。而多明格斯是如何避开问责、甚至长期担任哈佛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美国《政治科学季刊》编委等职务，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反思。
如今已成为巴尔的摩大学法学副教授的尼恩克·格罗斯曼(Nienke Grossman)，在1998年还是个大四学生，她当时主动提出去上多明格斯的研究生课程。格罗斯曼至今仍记得，一次她去办公室讨论阅读材料，每当她答对一个问题，多明格斯就会伸手触摸她，先是手臂，再是后背，然后是大腿。
她对澎湃新闻()回忆说，尽管她向辅导老师报告了这一事件，但最终没有正式提出举报。多明格斯在学界声名远扬，想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她害怕影响自己的学术前途。而且她也听说，多明格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被举报过，但似乎从未受到多少惩罚。
沉默并没有让她避免伤害。再上多明格斯的课让她感到不适，她转到其他班上，但遗憾自己错失了和那些研究生同学一同上课、体验博士学习的机会。本科毕业后，她放下了政治学研究的梦想，转向了法学。
回溯历史，多明格斯案是过去30多年来，美国学界应对性骚扰问题的一个缩影。许多美国大学对教师性骚扰行为从“见怪不怪”变为严格制约，师生的呼吁和校方的重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像格罗斯曼当年的困惑一样，收紧的制度并未完全制止侵犯。在“我也是”(MeToo)运动激励更多女性捍卫自己的身体权利之时，多明格斯案悬而未决，美国各大学的制度探索也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哈佛大学前政治学系教授豪尔赫·多明格斯。 哈佛大学校刊 资料图
指着树丛说：这会是个强奸的好地方
对于多明格斯的性骚扰指控早在30多年前就陆续出现。
1983年1月，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年轻助理女教授特里·卡尔(Terry Karl)将一封写给多明格斯的信抄送给了哈佛校方。信中称，多明格斯作为她的直接上级，一方面和她谈论晋升和研究，一方面又试图拥抱亲吻她，这样的行为“具有威胁性”。
这是多明格斯案首次进入校方视野。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今年2月的深度报道，自卡尔1981年进入哈佛起，就遭受了当时已经德高望重的多明格斯持续的性骚扰，包括点评她的着装、试图触摸亲吻她、称她为自己的“奴隶”，还指着校园里一片树丛对她说：“这会是个强奸的好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女学生和女下属举报性骚扰的现象在美国大学中才刚出现不久。1975年，康纳尔大学的女性教职员工用“性骚扰”来形容相关的不当行为，被《纽约时报》引用，登上新闻标题。1977年，一群学生将耶鲁大学告上法庭，称多名教职员工对学生进行了性骚扰，要求耶鲁建立举报机制。法庭确认，学校包庇性骚扰行为可以被视为性别歧视，违反了美国1972年通过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
“性骚扰”一词登上《纽约时报》标题。 《纽约时报》1975年8月19日 资料图
哈佛也正在逐渐重视这一问题。1979年，政治系教授吉尔森(Martin Kilson)被控试图亲吻一名本科女生。1982年，访问教授、诗人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被控因性骚扰本科生遭到拒绝而给对方打了低分。哈佛校方批评了两人，开始研究如何制止类似事件。
1983年4月，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向全体教授致信回应了师生关系及性骚扰等问题。信中提出，性骚扰行为通常是由可以影响学生成绩、学术及职业发展的教师或其他上级做出的，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因为它会严重伤害学术中关键的信任环境。信中罗列了三种学生向学校报告性骚扰行为的途径，包括通过助理院长进行非正式处理、通过院长要求纪律处分、通过审查及听证委员会研究是否解雇涉事教师等。但罗索夫斯基坦言，教师委员会还没有就信中内容达成共识，呼吁大家各抒己见。
同年10月，哈佛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更暴露出了这座美国最知名学府之一的普遍性问题。报告称，该校有34%的本科女生、41%的女研究生和49%未获终身教职的女教师在学校遭到过某种形式的性骚扰。然而，极少有人向学校报告过自己的遭遇。
卡尔的举报和全校范围的调查促使哈佛采取行动。据校报《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1985年报道，卡尔和多明格斯所在的政治学系在1983年9月建立了性骚扰问题委员会，而本科学院也在同年10月全票通过建立委员会，与代表本科女生的“拉德克里夫学生联盟”(Radcliffe Union of Students)呼吁师生合作处理这类问题。
1984年，哈佛校方决定大幅修改此前关于性骚扰问题的制度，强调利用现有的辅导员和调查员网络，通过非正式渠道解决矛盾。1985年，政治学系的另一名终身教授因为被举报骚扰来哈佛听课的一名麻省理工女生而辞职。这是哈佛历史上首次有教授因为性骚扰行为离开教职。
校方的一系列举动有所成效，但并未完全满足师生的诉求。尽管有1000多名学生联名上书，也有本科学院多名领导的支持，可学校当时未能建立专门办公室处理性骚扰举报。而多明格斯虽然被发现有“严重的不当行为”，却只是被解除行政职务3年、勒令不得再犯。初入职场不久的卡尔担心被对方报复，最终离开了哈佛大学。
哈佛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1983年致教师信。 哈佛大学 资料图
学生害怕惧报复
如今，不少美国大学都有了较为完善的性骚扰应对机制。从新生和新进教师培训，到校园宣传、学生组织和相关办公室，再到举报流程，学生保护自身权益的做法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稀奇。
当被问及进步背后的驱动力时，在处理校园性暴力事件上有20年经验的巴里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甘念齐(Nancy Chi Cantalupo)告诉澎湃新闻，法律对学校的制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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