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下了一个判断：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阶段有新特点：
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
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
如何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何种复杂性？在金融监管领域，其实就是通过了两大文件，即《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要立足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按照资产管理产品的类型统一监管标准，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最大程度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促进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发展。 ”
“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明确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强化股东资质、股权结构、投资资金、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监管，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 ”
新词不少。读懂了这些新词，或许就能读懂金融监管的未来走向，也就能明白近期银保会成立、央行双首长制甚至安邦案开庭等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整体逻辑。
灰犀牛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直是这两年金融工作的重点。其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则是重中之重。
风险在哪里？易纲在几天前的公开讲话中说得很清楚。
用易行长的话说，目前，中国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很突出：不规范的影子银行快速上升势头虽然得到遏制，存量仍然较大；一些机构在未取得金融牌照的情况下非法从事金融业务，部分非法金融活动借助金融创新和互联网之名迅速扩张；少数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存在着风险，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连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而不管是上面说的影子银行，还是金融控股集团，其风险大头，都是资产管理业务。
偏偏中国的资管体量又大得惊人。有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才首次推出银行理财产品，2012年资产管理规模为已达27万亿元，到2016年，这一数字则是11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43.97%！116万亿是什么概念呢？同年年底，我国的GDP水平是74.4万亿——远不及资管行业规模。
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中国银行、保险行业总资产规模分别为192万亿元和17万亿元。增长之迅速，令人咋舌。
事实上，部分金融控股集团只用了短短十来年甚至是几年时间，资产规模就达万亿元级别，成为事实上“大而不能倒”的重要系统性机构。
当然，如果一切都合法合规，如此快速增长并非坏事，但问题是不守规矩的太多。前两天，在上海，有一场生动的案例教学：备受关注的安邦吴小晖一案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公诉人指出，安邦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2011年隐瞒股权实控关系，以安邦财险为融资平台，用假材料骗取保监会批复后，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然后，吴小晖又拿超募资金增资安邦集团及安邦财险，虚构偿付能力以后再大规模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主要是投连险与万能险）。截至2017年1月5日，累计向1056万余人次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超出批复规模募集资金7238.67亿元，至案发，实际骗取资金652.48亿元。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既然是保险，就应该姓保，但是吴小晖大规模销售的投资性保险明显与之背道而驰。更何况，此举大多是通过“循环注资、虚假注资”这类非法行为进行的。
事实上，拿着借来的钱，吴小晖还 “将部分超募资金转至吴小晖实际控制的产业公司，用于对外投资、归还债务、个人挥霍等。”这再有就是“通过不正当的关连交易进行利益输送”，“ 带来跨机构、跨市场、跨业态的传染风险。”
此次深改委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实业与金融业的风险隔离，防范风险跨机构跨业态传递。无疑就是向这类行为释放出了坚定的监管信号。
堵漏洞
灰犀牛是怎么长起来的？
毋庸讳言，此前监管之手触及不到的真空地带与监管制度漏洞，给他们留下了一片”水草丰美“的无人地带。
此前我们文章说过，以往的监管模式是“各路神仙，各管一片”，在金融产品监管层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无法穿透资金底层，也看不清资金的最终流向；在机构层面，也是条块分割，地方金融办只能管各地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保监部门只管保险类机构，而银监会只负责银行系统。
这就导致，有时明明发现了风险的苗头，没人愿意出头去管；一旦出事，大家心照不宣的处理办法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而在面对金控平台时，情况更尴尬，平台下从券商、基金、保险、信托到银行，各种业务“扯不断理还乱”，DNA检测都分不清“孩子”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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