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WePhone创始人之死背后的性别议题，和《资本论》第一卷问世150周年。
过去一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因被前妻要挟、索要巨额赔偿而绝望自引发了全民热议杀。不论真相如何，这个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的故事戳中了男人对婚姻最大的恐惧，那就是被所谓的“狐狸精”、“拜金女”所迷惑，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直男癌”和“拜金女”作为当代婚姻爱情中的典型人设，永远能够激发洪水一般的话题和骂战。但事实上，无论是“直男癌”还是“拜金女”，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在传统婚恋模式和性别角色的支配下，男性和女性所要承担的高风险和必须忍耐的不自由。面对这两起悲剧，男女两性之间与其互相指责，彼此污名，不如一起反思男权社会的弊端，寻求一种更平等、更自由、更多元的生活可能。
今年的9月14日，是马克思《资本论》问世150周年纪念日，在这150年间，《资本论》曾在世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澜，激发了无数的理论碰撞和社会实践，但也有很多人断言，它早已过时，无法解释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复杂世界。150年过去了，今天的资本在以怎样的形式完成积累、抵御危机？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又在面临怎样的劳动、消费状况？《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的评论认为，今天资本的主导逻辑就是多线齐发、无孔不入，正因为此，它在劳动者中间制造了高度碎片化、差异化的个人经验，使得被剥削的一方更难产生共情，更难团结起来。而在今天阅读《资本论》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它可以提醒我们，在我们各自不同的具体处境背后，有更大的结构性力量。
被“拜金女”所骗人财两空？男权社会对男性的反噬上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之死引发了舆论热议。苏自杀前留下的遗书和相关后续报道都将矛头指向了苏的前妻翟欣欣。苏享茂与翟欣欣通过某相亲网站的VIP服务相识，迅速谈婚论嫁，苏某在短短几月间给女方买房买车，赠送各种奢侈品以及现金转账，共花费了上千万，然而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很快出现裂痕。苏想离婚，女方却开出了一千万的赔偿要求，并以举报其公司偷税漏税、灰色经营为要挟，称如果不给钱就让他进监狱。根据其亲友的说法，苏在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离婚协议后，万念俱灰跳楼自杀。而在他死后，其家属也向警方报案，称翟欣欣涉嫌诈骗，甚至可能是团伙作案。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性别研究学者陈亚亚在为公众号“女权之声”撰写的评论中认为，苏享茂之死如几月前王宝强离婚案一样，被网友认为是拜金女“骗婚”老实人的范本。在苏享茂的亲友口中，他被塑造为一个天才程序员、老实的码农，由于情商太低被女人所利用，最终付出了大量钱财甚至生命的代价。这种叙事迅速集齐了中产白领男性的共情，而他们恰好是当今中文网络世界中的中坚力量，于是支持苏的舆论迅速扩散开来。
而在陈亚亚看来，婚恋中的男性被女性欺骗，失去大量钱财甚至生命，是一个更有利于男性的社会体制对男性的反噬，因为行骗者利用的，正是传统婚恋观念和模式中的性别角色定位。首先，传统婚恋观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婚恋对象的选择存在强烈的年龄焦虑，被这种焦虑支配的人，遇到看似符合主流标准的结婚对象时就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生怕错过之后再也找不到，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
其次，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赚钱，女人负责经营家庭（包括情感，也包括育儿）。于是男性用来欺骗女性的方式，多是谎称要发展事业，需要女方支持；而女性用来欺骗男性的方式，则主要基于“郎才女貌”的设定，通过彩礼、聘金等风俗，或者“男人为女儿花多少钱就代表多爱她”这类恋爱法则。而在整个事件中，苏享茂之所以获得了一边倒的同情，而翟欣欣却成为众矢之的，究其原因，在于苏完全符合（甚至超出了）人们对传统婚恋模式中男性角色的期待和想象——他一掷千金，很好地履行了男性的婚恋中的“责任”，而翟却没有回报给他一个温馨的家庭，没当好贤妻良母——“这么好的丈夫都不肯珍惜，反而要置对方于死地，她肯定是个诈骗犯”，这是“吃瓜群众”的逻辑。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整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愤怒的根源，正是骗局得以频频成功的基础。而要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就得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对婚恋的错误认识。如果能够认识到婚恋中两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应建立在财色交易或者学历背景的匹配，而应建立在双方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的基础上，充分了解之后再走进婚姻，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被骗的可能性。
在很多社会中，婚姻模式已经从制度化婚姻（即通过婚姻给人提供性交和繁衍后代的机会），演变为陪伴式婚姻（仍旧以男人赚钱、女人顾家的模式为主），再过渡到个人化婚姻（即更多关注个人在婚姻中的成长，不再为家庭而奉献）。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制度化婚姻和陪伴式婚姻并存的阶段，在苏享茂的婚姻中，他的个人期待大概也是制度化和陪伴式婚姻的结合，这是大多数新旧思想并存的当代人的选择：希望找到年轻貌美的妻子，与之分享财产，然而却忽略了一个常识，经济付出通常只能增进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不能提升彼此感情的浓度。而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个人化婚姻，则可以提供更平等、多元的生活方式，让其中的男女都获得成长，而不是跌入某个陷阱，遭受意外的损失。
此外，陈亚亚还指出，除了苏享茂这样的极端案例，在一般的婚姻关系中，女性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虽然从表面上看，丈夫对家庭付出的金钱更多，但实际上女性所做出的很多牺牲不曾被看到，或严重被低估，这是不公平的。“女性比男性更拜金、更爱钱”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中，女性的经济利益都经常被忽视，而如何帮助女性摆脱这种不利处境，使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性，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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