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发生了一件事。
在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有学生对国歌不敬，校方果断将他们驱逐立场。校长陈卓禧随后表示，该校“必定高举爱国旗帜，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热血
这样旗帜鲜明、痛快淋漓的声音，这几年在香港应该不太容易听到，尤其是发自公众人物之口，更是少见。因此，这事迅速成了香港舆论焦点，点赞者纷纷叫好，诋毁者气急败坏。
据香港媒体报道，港专的毕业典礼上，国歌奏起时，有毕业生拒绝肃立，有人更在胸前作出交叉手势，国歌播放约10秒后突然停止，随即有职员表示场内有人不尊重国歌及违反守则，令典礼无法于庄严环境下进行，并宣布典礼中止。最后涉事的2名毕业生被要求离场，另有10多名声援的同学一同离场，毕业礼停顿近20分钟后重新开始。
事件发生后，陈卓禧与学生对话，表示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但毕业典礼是一个庄严而隆重的场合，“港专作为一个爱国爱港的学校，必定高举爱国旗帜，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成立于60年前的港专，向有爱国传统。陈卓禧说，“从港专成立第一天起，我们就挂五星国旗，唱《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的国歌，我们因为这件事，受尽了殖民地政府的打压，资助被取消、校舍被收回，我们没有放弃过我们爱国的立场，如果连这件事都不知道，那就是你们选错了学校！”
香港媒体评价说，陈卓禧如此表态，堪称“正气楷模”，而内地媒体更多地则以“热血”二字形容他的这番话。
反常
这件事是正能量，但我们应看到背后的问题。为什么爱自己的国家、尊重国歌和国旗这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守则，在香港会被屡遭挑战打破？为什么香港一些人做着侮辱国家、挑战法治、撕裂社会的事，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像陈校长这样的仗义执言，为何一段时间来却难得听见，一言既出，竟成新闻？
正气不舒，只因邪气弥漫。过去数年中，香港舆论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反秩序反和谐之声假“民主”之名大行其道，竟然一发的“气壮如牛”起来。
各国家和地区都有的国民教育，在香港被抹黑成“洗脑教育”；有人在足球场嘘国歌，有侯任议员在宣誓场合侮辱国家和民族；有人违法“占中”却被反对派媒体和外国势力塑造成“英雄”和“民主之光”；香港高校的“民主墙”，有人不许内地生用简体字贴文；极端人士当面侮辱、骚扰内地游客，对两地一些小摩擦大做文章；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大骂内地学生“支那人”……种种不堪行径嚣张至此。而主张爱国爱港、主张香港和内地应携手同心的声音，反遭围攻贬抑，渐成沉默的螺旋。
一名香港青年社团负责人近日对笔者说，她大学时参与内地交流团，却被反对派媒体抹黑成“洗脑团领袖”。她并不因此而畏惧退缩，反而奋起撰文反击。但她也痛感，像她这样勇敢的只是少数，更多的香港年轻人都因“人言可畏”而选择了收声。
有香港青年社团最近推出了一个“敢言计划”，该计划召集人说，就是为了让爱国青年敢于说法，发出正能量的声音。由此也可见，爱国者“不敢言”正是此前香港舆论场的问题所在。
“占中”之前，一名香港学生接受采访时透露，他不敢表达自己支持政改方案的声音，因为一说出来就会被一些激进的同学骂成“五毛”“孔乙己”。恶行恶状者嚣张跋扈，善良隐忍者忍气吞声，劣币驱逐良币，遂至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认同
2013年，哈佛大学教授、曾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的香港学者丘成桐这样写——
“九七回归时看着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上时，真是感动不已。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
但曾几何时，我在媒体上看见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实在令人失望……老百姓示威游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也觉得奇怪，难道中央参与香港的事务比当年殖民政府还要多吗？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记我们的祖宗曾受英国凌辱，也忘了先烈们为国家流的血。”
“认识你自己”，这则刻在阿波罗神庙大门上的格言，对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政治认同”，事实上对国家、社会以至于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都已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对于港人来说，政治认同，事实上有着长期纠结的历史。
2002年，两名香港本地学者就撰文称，“身份认同上的左右摇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模棱两可，恰好反映香港华人所处之境地、所经历的历史”。根据我们曾经引用过的香港大学学者阎晓骏的研究，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内地身份的真正区隔，事实上萌芽于1949年之后，原因则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异。
回归以来，香港政治中曾引发社会争论和分裂的主要议题，无不与香港社会复杂的集体心理图景存在着重要关联，为政者不能不察。
历史
在阎晓骏看来，香港社会的真正心结，其实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缘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避难者心理”。20世纪，中国内地战争和政治动荡不断，因英国的殖民政治而得以与内地隔开的香港，成为很多战争和政乱受害者逃难的避风港。香港人口的基石就是由这些“逃港者”所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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