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内地保持安全距离；由于这种历史背景，也使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内地的发展变化，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一方面，经过多年殖民管治的尽然，香港人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国产生了相当的区隔感，导致回归后香港社会的不少成员对认同中国这个现代国家存在心理和认知上的障碍；同时，身为殖民地居民和血统意义上的华人，香港人既不能拥有、也不被港英政府要求拥有对英国的认同。在当时中国和英国“两不管”的状态下，除了少数拥有英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外，港人的国家认同长期以非常独特的形式处于缺失状态。
这种集体心理，随着家庭和同侪教育代代相传，最终形成香港社会与内地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障碍。这种心理，有持续不安全感的一面，也有对于政治权力高度敏感的一面；它使香港社会的社群生活极度政治化（比如高铁、“双非婴儿”、单程证移民等社会话题都被认为有“政治阴谋”），又使“受害者”的心理存在（比如对明明本地强势的粤语和繁体字感到恐慌和反应过激）。
启发
有研究发现，在新兴民主地区，反对派在和建制派的争斗中几乎总是占上风。因为反对派善于造势，善于挑动仇恨、恐惧等负面情绪，善于将自己包装成“民主代言人”，而将对手塑造成“威权打手”，而且反对派比较符合年轻人口味，更善于抓住年轻人心理。
香港的舆论环境如此，和香港与境外反对势力长期经营有关。比如，《时代》杂志把“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放在封面上，以及一些反对派媒体的极尽赞美之词，就给香港年轻人强烈的心理暗示：对抗即风骨，违法真英雄。
长期下来，小朋友当然会被教坏。这不是香港高校的毕业典礼第一次出现类似事件。2014年的时候，就有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时上台撑黄伞作秀，遭校长陈新滋拒绝颁发毕业证书。
好在，这一势头最近已有所扭转。政改风波后，香港社会痛定思痛，开始重新认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香港候任议员宣誓时辱国和宣扬“港独”，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此专门释法，香港法院也让这些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是对极端势力的当头一棒，让国家观念和法治观念在香港得到了应有的彰显。
今年11月，《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基本法附件三，给之前某些屡次嘘国歌的人敲响警钟、立下规矩。此次学生又对国歌不敬，校长义正词严的表态，也让风气为之一正。
从这件事，香港社会习惯了低调做人的“沉默大多数”应该受到启发：若歪风邪气猖獗却选择沉默，看似明哲保身，恰足自遗其咎。香港人爱国爱港是理所应当，何错之有，当然应该大声说出来。
信息时代，话语权很重要。爱国不容妥协，理直就该气壮，唯有如此，正义、正确的声音才能蔚为主流。对于政治认同这个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特区政府、香港精英阶层不应对民意采取迁就的态度，而应当加强与社会的沟通，通过有成效的政策引导，有针对性地改变历史形成的香港社会心理状态。
如前引学者所言，国旗、国徽、国歌等基本的国家标志，是最基础、最基本的国家认同；如果在一国之内的某些地区，这些最基本的国家标志都受到敌视，那么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必然是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领土完整和政权安全。
“只有在国家政治认同得到充分确立、国家秩序得到充分认可、国家政治标志得到充分尊崇的地方，中央权力才可能赋予地方社会以更大的空间来繁荣属于本地区的文化图景和社区意识”。
文／黑白自在 中华养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