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千年前，大学者班固曾在《东都赋》中如此感慨：“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东都赋》，中华书局，1977年，第32页）他以一代良史的气概和笔调，精细地铺陈出当时国都无与伦比的荣耀。班固笔下的雒阳城在岁月的长河里流传下来，伴随着这座城市涌现出的风流人物，走过一朝又一朝的兴衰荣辱，在世世代代的人们心中积淀，交织成瑰梦，至今都吸引着我们去回溯她曾作为汉魏故都的点点滴滴。
汉家宫阙
汉魏洛阳故城的历史可追溯至西周，周公曾在此建城，作为东都。秦庄襄王封洛阳十万户给吕不韦，吕氏在此扩建。西汉初，高祖欲定都洛阳。但直到东汉，洛阳才再次成为国都。东汉因崇火德，“故‘洛’去‘水’而加‘隹’”，曾改作“雒阳”；到了曹魏，“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所以又改回了“洛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第76页）
东汉雒阳城沿用了秦、西汉时期的故址，南北纵达九里，东西横至六里，号称“六九城”（图1）。全城四面各开设3门，共计12座城门，由城门校尉与司马等官掌管。（《续汉书》卷二七《百官志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3610页）其中的上东门还曾留下一段佳话。据《后汉书·郅恽传》记载：一夜，光武帝刘秀出猎晚归，最方便的途径是进上东门，入城回宫，不料时任上东城门侯的郅恽却拒绝开门。光武帝命侍者从城门缝里向郅恽讲明情况，以为再怎么也得给皇帝一次通融；可郅恽偏是个死脑筋，竟以“火把照得太远了，看不清来人”为理由，硬是不开门。光武帝有雅量，再憋气也忍下，另外绕道，最后从中东门入了城。哪知郅恽不依不饶，第二天还上书一道，先从周文王顾念百姓、不肯擅自游猎取乐讲起，话锋一转：“如今陛下却为了一己之好，跋山涉水去打猎，并且还日以继夜不知节制，试问把社稷宗庙置于何地呢？就好比空手搏虎或徒步渡河，如此冒险难成之举，真是小臣最为忧虑的。”光武帝确是一位难得的君主，得此上书的反应是，贬给他行方便的中东门侯为参封尉，而赐布匹给郅恽，以嘉赏其忠于职守。（《后汉书》卷一九《郅恽传》，第1031页）
雒阳城内面积广大的南、北宫，均为包含若干宫殿的建筑群，附近有衙署、仓库及其他小型宫苑等。汉末《古诗十九首》里的“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指的便是南、北宫。两宫的地位发生过转移，最早以南宫为重。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称帝并定都雒阳，便居住在南宫却非殿；14年后，南宫前殿建成，遂以前殿为正殿。南宫在整个东汉时期均为皇帝受群臣朝贺议政、国家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而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至永平八年（65年），修建北宫及诸衙署。建成后，重心渐移北宫，其中天子临朝及宴飨朝仪的德阳殿、百官朝会殿、引见群臣的宜明殿、东宫承光宫等，每一处都对国家命脉有着重大影响力。中央衙署分布在南、北宫外。北宫的东北方向，设置有皇家粮仓——太仓、武器库——武库；南宫的东南，则有最高行政机构，即太尉府、司空府及司徒府。雒阳城共计24条大街，南宫的西北有雒阳三大工商业区之一的金市，城内东部还分布着社会上层人士的住宅，如步广里、永和里等。（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0—164页）
章帝时期的梁鸿——那著名的“举案齐眉”之典便出于他与夫人孟光——曾经路过雒阳，登临城北邙山南望，目睹都城胜景，触景生情，作了一首《五噫歌》，（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3年，第166页）以抒发心中感慨之情：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阙崔嵬兮，噫！
民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将雒阳城焚毁殆尽，仅存残垣断壁。后来曹魏文帝曹丕复建洛阳宫，采用单一宫制，于东汉北宫旧址上营建。魏明帝曹叡在魏文帝营建的基础上大规模兴建宫殿区，恢复了皇都气派。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龙区、孟津县及偃师市三地交界之处，站在310国道高架桥上可以远眺一片广袤的田野，其中一座宽大的白色大棚出现于地平线上，那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宫城遗址（图2）。据说目前已发掘了太极殿、太极东堂等遗址。太极殿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重建，北周改建。遥想当年，“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汉诗》卷一二《古诗》，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29页）而今那故都的金碧历经了沧桑，悉数在历史的波涛起伏中影影绰绰地逃遁流逝，化作一片空影寂寂的平坦麦田，无言地昭示着冥冥中的兴亡。
南郊太学
如果说雒阳城内的规划，重在烘托政治的威仪肃穆；那么城南则成为礼制、科技与文化教育的渊薮。雒阳城南，建有祭祖、祭社、祭天的明堂、辟雍与灵台，称为“三雍”。其中，灵台是用于观测天象、以正律历的高台建筑，从东汉中元元年（56年）建成开始，使用至4世纪初，对古代的天文事业发挥过重大作用。据考古勘查，东汉灵台遗址整个范围达4万余平方米。这座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天文观测台遗址，位于今偃师市佃庄镇岗上村与大郊寨之间，如今只剩下一座巨大的夯土台。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就曾在元初二年至永宁元年（115—120年）、永建元年至阳嘉二年（126—133年），先后两次任职太史令，主持了灵台的天象观测及研究。（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第59—63页）
雒阳城南郊还有太学，位于今偃师佃庄镇太学村西北，洛河南岸。据考古发掘，遗址南北长220余米，东西宽160余米，四周有墙，各设一门；遗址内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内有一排排呈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长方形房基。太学是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古代官方的最高学府，始创于武帝建元五年（前135年），而东汉太学则起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东汉太学贯穿了本朝近两百年的历史，曾经由顺帝诏修后，规模宏大，太学生最多可达3万余人。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树立由蔡邕等学者以隶书体刊刻的熹平石经。直到东汉末年董卓入洛，太学被毁于战火。但曹魏、西晋、北魏皆在原址复修太学，曹魏时期亦刻石经，却难以再现东汉的盛况。西晋太学因永嘉之乱被毁，北魏复修，终因高欢执政后将洛阳太学的石经迁往邺都而损失过半，走向彻底的消亡，即使后世学者用力甚勤，四处搜寻石经，也不过是残余之物，让人心痛。如今除了太学遗址，我们只能从留存下来的汉魏石经残块上，去想象昔日诗书斯文的盛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图3）、洛阳博物馆等文博考古机构皆收藏有汉魏石经残块。（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第3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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