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东汉太学的石经，便不能不提到蔡邕。这位流传千古的著名学者，精通经史、辞章、术数、天文、音律、书法，被时人称作“旷世逸才”。但他凭借书生意气投身政治，孰料其政治生涯又展开于朝局错综复杂的东汉晚期，虽然他殚精竭虑，却并不为君所用，屡受挫流放，最后还在董卓治下进退两难，付出了生命代价。只是虽身陷政治斗争漩涡，蔡邕始终未曾放弃对学问修养的追求与秉持。在早年任议郎时，他不满于当时的儒家经籍“文字多谬，俗儒穿凿”情况，熹平四年（175年），与同僚上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准后，自书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于46块石碑上，让工匠镌刻，立于雒阳太学门外，这便是“熹平石经”。史载当碑立好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第1990页）
蔡邕之女蔡琰，也是名奇女子。受其父亲传，博学有才辩，拥有极高的文化修为及天赋。不过蔡文姬的命运跌宕起伏，一生三嫁，中间一次是因战乱被掠入胡地，嫁给南匈奴左贤王；入胡地十二年后，才被曹操赎回，却又不得不面对与在胡地生育的二子的生离别。蔡琰留下了《悲愤诗》，诉尽乱世征战中女性颠沛流离与撕心裂肺的坎坷经历，其对生命发出真实深刻的困惑与叩问，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怀。
从某个角度来看，蔡氏父女的命运与其所彰显出的精神，可以说是东汉晚期士人的经历写照与宿命代表。东汉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太学生，这一群体并非书斋学者，而对政治有着强烈诉求，因而被斥之为“党人”，在东汉晚期曾两度遭遇过“党锢之祸”。他们中间出过许多名留青史的人物，比如主要活跃于顺、冲、质帝三朝的名臣李固。他学以致用，政绩颇丰，后因不肯立刘志为帝，与操纵朝局的外戚梁冀抗衡，最终被残害。更让人感佩的是他的气节风骨并未止于其身，还延续到了子女身上。李固死后，他的两子接连被害，唯独第三子李燮在其姐李文姬的谋划下，随父亲门生王成亡命徐州，隐于市井做起商仆，才终于死里逃生，其年不过十三。十余年后梁冀被诛，李燮得以返还乡里，姐弟重逢，悲感旁人，生死世事无限沧桑。李燮被征为议郎，灵帝时拜为安平相，在位廉方自守、忠正敢言。当无道的安平王被黄巾军掠后，他勇于上奏不宜复其王国，其名声广为流传，京师人誉为：“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固然东汉儒士有激扬名声、意气用事的弱点，并且在与外戚宦官的政治斗争的背后往往也牵涉利益集团的纠葛，无休止的斗争使得朝纲国体雪上加霜。但从另一方面讲，那些儒士和太学生为此除了必须承受个体生命与意志上的摧残磨难，还必须面临一种家国情怀的重创。谁又能说，背后支撑他们的又没有一份对国运的忧患与信仰呢？
所以，在今天重温东汉太学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被一个时代所记录的知识分子群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气质；还因为从这个群体身上，能够感觉到当时雒阳城的温度与呼吸。毕竟城市对人群思想气质的影响和塑造，是潜移默化又难以忽略的，所以今人不能不去想象东汉的雒阳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才能哺育出那样一批惊世骇俗、勇于担当的群体？
北邙冢墓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王朝相继建都于汉魏洛阳城，辉煌与衰亡在这里此起彼伏。这座城市曾几度在战火中毁灭，如同人的生命一样，在生与死中循环往复。比如汉末曹植随父西征马超时，所见的雒阳城便不再是“宫室崔嵬兮”、“洛中何郁郁”，而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二首》，《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除了感叹城市之亡，人们也哀叹生命的沉浮：“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汉诗》卷一二《古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32页）这说的便是北邙山。历经数朝，邙山墓葬可谓是封土相望、层层叠压，以至有“邙山无卧牛之地”的民谣。如今可知的洛阳汉魏墓葬数以万计，今选择帝陵、皇室成员墓、官吏墓及壁画墓等四类墓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洛阳。
第一类为帝陵。东汉是古代陵寝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时期，（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文物》2011年第1期）其意义非凡。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正月，原该要拜谒原陵。一夜明帝“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第407页）于是挑了个黄道吉日，率百官及故客上陵。这实际就是把每年元旦朝贺皇帝的“元会仪”、饮酎礼、部分宗庙祭祀礼，合并至陵寝处成为“上陵礼”，大大提高了陵寝在祭礼中的地位。史书关于明帝感性的一面格外用墨，写他“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给兄弟刘苍去信讲：“岁月骛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后汉书》卷四二《刘苍传》，第1438页）一代帝王能有此感怀，可知死生之大事，焉能不重？
洛阳分布有11座东汉帝陵，其中5座位于汉魏洛阳故城西北方的邙山，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及灵帝文陵。另外6座位于洛阳故城东南方的洛河以南，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与桓帝宣陵。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对洛阳的东汉帝陵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工作形成系统规模。“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通过发掘北邙山上的五座帝陵陵园遗址，主要解决了陵园的整体布局、陵园建筑结构，以及相关遗迹的性质、年代、内涵等问题，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复原。（《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内部资料，2018年，第53—55页）
北邙三十里铺村南有一座大型封土堆，俗称“大汉冢”（图4），其归属存在争议。清乾隆年间的龚松林考订此冢为明帝显节陵；但陈长安先生则认为大汉冢应为安帝恭陵；另外根据韩国河、严辉两位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汉冢应是光武帝刘秀的原陵。（韩国河：《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光明日报》2018年6月25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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