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至8月20日，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之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为复旦哲学学院FIST课程“宋明理学系列专题研究”作了题为《南宋道学的演变》的讲座。在两天的授课里，田浩澄清了南宋道学的概念、梳理其发展脉络，并阐释了南宋道学的当今意义。以下文字根据课程录音整理而来，经田浩教授审定后发布。
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1.道学
在涉及南宋道学的概念时，东西方常用“理学”和Neo-Confucianism这两个词，但在使用时存在争议。中国人通常认为，Neo-Confucianism是“理学”的英译，而有些西方人认为，“新儒学”是中国人对Neo-Confucianism的翻译。例如，谢康伦（Conrad M. Schirokauer）教授认为Neo-Confucianism是一个西方词汇，在中文里并没有本义，它与理学没有关系，不能等同于理学；中国学者知道Neo-Confucianism和理学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发明了一个词“新儒学”来翻译Neo-Confucianism。虽然他的看法有问题，但还是值得我们注意。
理学与Neo-Confucianism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西方学者普遍使用Neo-Confucianism这个词，但在上世纪80年代，我发现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时，所表达的内容并不相同。比如，冉云华教授在1980年代末写了一篇文章，认为金朝的儒学文化都是Neo-Confucianism，而陈荣捷教授的结论则完全相反，他认为金朝没有Neo-Confucianism。我在1992年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上发表的“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ueh（道学）”提到这个相反的结论。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也写为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认为，二者的区别是，陈荣捷考察的是早期的儒学，此时Neo-Confucianism还未完成，而冉云华则是考察儒学发展的成果，两人考察的阶段不同，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三位前辈学者（包括狄培理）的学问当然比我这个后学好，不过，陈荣捷与冉云华两位教授讨论的时代、范畴和对象都是一样的，结论却有矛盾，是因为他们对Neo-Confucianism的定义完全不同。
在陈荣捷先生看来，Neo-Confucianism（或者说他的“新儒学”）基本上是指从二程到朱熹时代的学说。他认为，宋代其他儒家学派和Neo-Confucianism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里，陈荣捷先生介绍宋代哲学，只讨论北宋五子和朱熹，在朱熹之前只给陆九渊一章稍作介绍，其后即为王阳明，中间没有讨论其他的哲学家，而且朱熹同时代的大儒只有张栻、吕祖谦等值得稍微提一下，所以陈荣捷先生提到的“Neo-Confucianism”范围很窄。但是，冉云华先生的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其意，可以说Neo-Confucianism就是宋学，几乎包括了宋代所有的儒家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同一范畴下，讨论的内容却不同，使我们很难深入了解宋代儒家思想的演变，因此，最好用宋人所使用的范畴和术语来考察。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开始讨论道学。道学是宋学里一个特别的派别。在宋代，“道学”比“理学”的使用要多，而且它的内涵与宋代的社会政治有直接关系，假如要了解儒家思想在宋代的巨大演变，最好就使用“道学”这个术语。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使用哪个术语：理学、新儒学或道学，等等，都要阐明其内涵，以及在这些提法下，包括哪些思想家、不包括哪些同时代的哲学家。
陈荣捷先生的说法受到《宋史·道学传》的影响，而这本书则受到朱熹的影响。《宋史·道学传》主要包括从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到朱熹，以及他们的一些门人，这些人属于道学。其他的宋儒均未被列入。道学具有特别的地位，当然与1241年南宋将朱熹的学说当作教育思想的主导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有关。
朱熹强调“醇儒”。历史上也有过醇儒这个词，但朱熹的用法有他的特色，他以自己的立场阐释儒家传统，要接受朱熹的立场，方为醇儒。比方说，朱熹在和陈亮辩论时，就要求陈亮变成醇儒。朱熹另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是“道统”，更有说服力。从古代的圣贤，一直到孔孟，传承了一个道统，然后到了北宋，周敦颐和二程接续道统，再传到朱熹。朱熹把自己放在“道”的传续中间，而且变成“道”的标准。“道学”的范畴在朱熹这里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北宋末南宋初，道学家们主要关心社会政治改革方面。一批人具有共同的社会政治目的，所以可以合作，推行更好的政治，这些人都是儒生，但他们的思想观点有所不同，也有一点复杂。他们可以包容或接受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对“心”的解释，但他们更关注社会政治合作。因为社会政治问题更加重要，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一定要通力合作。他们以道学为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圈子，但因为搞政治文化，到了吕祖谦、朱熹的时候，他们把道学当作一个政治的党派。但朱熹也有更强的使命感，他甚至有更高的要求，要“醇儒”，要诸儒的思想和他的基本一致。后来到1241年，宋理宗把朱熹、二程等供在孔庙，利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育的标准，把王安石从孔庙驱逐出去。所以，到那个时候，道学的演变更为明显，可以把思想、历史与政治结合起来讨论，强调这一演变。
2.南宋道学演变的第一阶段：胡宏（1105-1161）与湖湘学派、张九成（1092-1159）与浙东学派
胡宏很注重政治和国家的事情，他的一些著作，比如《知言》，就强调天下政治的问题。他在南宋初期，特别是岳麓书院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代表了那个时候道学的特色，即特别关心政治和国家的事情。虽然他们的哲学立场被朱熹和后人严厉批评，但胡宏和张九成无疑是南宋早期最主要的道学思想家。
张九成更注重“心”的问题，更注意发展心学，而且他把“理”和“心”联系起来。他在南宋初期具有重要性，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诸儒鸣道集》。《诸儒鸣道集》是南宋早期的重要著作，它不仅包括张载、周敦颐、二程等人的议论著述，还包括了张九成的，这是最主要的部分。《诸儒鸣道集》大概是张九成的学生编写的，他们将张九成放在最后，意味着道学团体的思想到了张九成这里，可被视为那个时候的代表。《诸儒鸣道集》更强调心学，这和朱熹的立场有很大区别。所以朱熹后来就批评张九成、胡宏，特别是张九成。朱熹认为，张九成的思想和佛教关系太过密切，特别攻击了他的心学。所以朱熹之后，张九成基本上不被放在道学的范畴内，他的著作基本上在佛教材料中保存下来。
3.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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