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的学生张栻，是四川人，他父亲送他去岳麓书院跟胡宏学习。后来张栻成为了岳麓书院的主要老师，影响很大。他和朱熹、吕祖谦，并列当时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即所谓“江南三贤”，因此，岳麓书院特别强调张栻的贡献。
他们三位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立场，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讨论胡宏著作时的态度。朱熹要修改胡宏的话语、或者完全抹掉朱熹所选出来的段落。张栻虽然是胡宏的学生，但他被朱熹说服，特别是在讨论“心”的问题上，张栻就未能保留胡宏湖南道学学派的传统。所以有的朱子学者觉得，宋代湖南道学的传统基本上在张栻去世后被朱熹承接。这个说法虽然成立，可是我觉得其中有更复杂的情况。在张栻和朱熹的书信来往中表明，张栻一定有某些地方（例如强调周敦颐）影响到朱熹的思想。另外，朱熹在受到张栻的影响之后，他慢慢地怀疑张栻的立场，也怀疑二程门人的看法，对二程有一些怀疑。
朱熹通过和张栻、吕祖谦的来往，尤其是通过讨论与辩论，使得自己的立场慢慢地明确。我稍微提两个最主要的例子，第一个是《中庸》讨论“中和”的问题，“未发”、“已发”的立场。牟宗三先生写了很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朱熹的传统比较注重静坐修养的方法，胡宏、张栻的传统则要求在工作的时候修养，不太注重静坐的方法。朱熹到岳麓书院讨论，受到张栻影响后，注重二程的看法，就是未发是性、已发是心。朱熹逐渐觉得张栻的看法有问题，所以写了“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很清楚地强调已发、未发都是心里的。我们可以从朱熹的著作看出他的立场、以及如何改变二程门人和他自己对“中和”的概念。
第二，朱熹、张栻同时讨论《仁说》，他们都很注重“仁”的概念，而且很不满意汉儒以“爱”解释“仁”、二程以“理”解释“仁”。按照朱熹的话，他评价张栻修养好、为人特别好，原因是张栻早期和胡宏修习，讨论仁义之旨，而且写了《希颜录》。同时，朱熹还很关心，包括二程看法在内的传统立场还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所以他觉得，假如我们恢复或者创新一个传统，就必须有一个关于仁的新理解。
在朱熹、张栻的书信来往中，有两个《仁说》，最重要的部分，是以仁为“爱之理、心之德”，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对仁的最完整定义，影响力很大。有的人，包括陈荣捷先生认为，两个《仁说》都是朱熹写的。但是，朱熹在1184年致信给吕祖谦的弟弟说，“心之德”原本是张栻要利用来改变朱熹的说法，所以“心之德”就是张栻的说法而非朱熹的。朱熹原来反对心之德的说法，可是很有趣的是，朱熹自己后来还是利用了“心之德”给“仁”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这是很重要的依据，它让我们看到张栻对朱熹的影响很大，1180年张栻去世，他的家人就请朱熹将张栻的著作编纂成文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朱熹以前强调张栻的著作，但讨论“仁”的著作《希颜录》，朱熹并没有保存下来；张栻给朱熹的某些信中关于“仁”的讨论，朱熹也没有收录在文集之内。朱熹利用编撰张栻文集的机会宣扬自己的立场，这就让读者更接受朱熹的立场，所以后代比较难看出张栻原来的思想、著作。所幸当代学者（尤其是陈来教授）找到了一些张栻的其他著作，例如陈来发现张栻论周敦颐的材料。
我以吕祖谦作为第二发展阶段的主要代表，以此和第三阶段作出大的区别，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朱熹、张栻、吕祖谦之间的来往，是很平等的。虽然这两个人比朱熹年轻，通过进士考试的时间也比朱熹要晚，可是朱熹特别尊敬二者，尤其是吕祖谦。朱熹和他们讨论时，他们可以直接批评朱熹做人方面的道德问题，朱熹也承认自己的缺点，比如承认他的脾气很急躁。吕祖谦的修养非常好，与人交往很和气。朱熹承认吕祖谦的贡献，例如，吕祖谦替朱熹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 而且他们合编了《近思录》。虽然有一些传统学者不知道吕祖谦对《近思录》的贡献，可是按照朱熹自己的话，《近思录》最终成型是受了吕祖谦的立场影响，所以吕祖谦很有影响力。
我想稍微介绍德国的学者马愷之（Kai Marchal），现在任台北政治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有一本专门讨论吕祖谦的著作，（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只有两章讨论吕祖谦），讨论吕祖谦和朱熹政治文化立场中的共同点与相区别的地方。吕祖谦比较肯定王安石的改革，两人都注重孟子，特别是孟子利用五经的一段话说老百姓希望雨先下于“公”之地，而编出来“井田制度”的理想。张载、胡宏、张栻要恢复孟子所提的“井田制度”，因为按照这个理想，每一个农家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养家。虽然吕祖谦强调井田制度的原则，毕竟他还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很清楚宋代的情况，特别是唐末之后土地兼并严重，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孟子的复古理想，可是，他仍然希望宋代政府利用井田制的原则来设立某些新的政策，从抑制土地兼并开始。
更重要的是，马恺之举例说明吕祖谦将自我修身与历史中的真实和他所处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关于吕祖谦的许多研究，关注探讨自我修身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为了尽到士大夫的责任进而影响国家统治，他试图说服皇帝来恢复隋唐传统的官僚集团对决策及皇帝行为的制衡。但朱熹试图说服皇帝自我修养之后自愿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吕祖谦则认识到通过制度来限制皇权的必要性。皇权倾向于朱熹而非吕祖谦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朱熹主张关注皇帝内心道德的转变，与此相比，吕祖谦通过制度来限制皇帝行为的方法看起来不合礼法并具有敌意。因此，“与其他儒者思想家相比，吕祖谦较早地意识到‘道德的内化’的政治结果。”
4.陈亮（1143-1194）、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
吕祖谦是陈亮的朋友，他也影响到陈亮的思想。朱熹对陈亮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吕祖谦死了之后，陈亮强调他自己和吕祖谦的关系，朱熹批评他利用和吕祖谦的关系来提高自己。客观而言，朱熹也有利用吕祖谦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比方说在《祭吕伯恭著作文》中，朱熹强调吕祖谦当过道学领导的时候，就趁机提出他自己必须继承吕祖谦的道学领袖地位。在朱熹看来，陈亮受吕祖谦影响，甚至于把吕祖谦强调的经世致用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变得更危险。陈亮对“权”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个尤为明显的例子。“权”字有不同的意思：英文的范围包括situational weighing, moral discretion, and/or expediency。朱熹特别强调“权”和“经”的规定，“经”是完全按照道德标准的看法或行为；在《论语》里，孔子说只有很少的时候有人可以跟着他做“权”，说明在特别的情况时，很难辩出道德或者实行道德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比较难的道德问题。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比很多西方思想更有趣。西方思想要分清对错、真假等等，分得非常清楚。中国儒家传统的好处就是比较注重较为复杂的道德问题。从孔子开始，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孝忠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很值得从中国广阔的历史来讨论“权”和“经”的关系。孔孟很清楚，假如父亲做坏事，你就要保护父亲。后来随着皇权增大，皇帝更需要强调“忠”，有了政府的立场，重视忠更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假如你不忠，则完全无法尽孝道。关于这个问题，朱熹很清楚他的看法，他强调必须通过“经”的道德标准来做事，只有圣人可以做“权”。按照陈亮的立场，“权”也在道德里面，包括王道、霸道和公、私与义、利，他要想办法将它们结合起来，不是像朱熹那样过于清楚地区别或对立道德。管仲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孔子在《论语》里赞美管仲，认为管仲集合诸侯、抵抗夷狄、保护中华文明。所以孔子这样评说管仲的贡献：“如其仁。”孔子歌颂管仲给后代儒者造成很大的困难，后代儒者对管仲有更严厉的批评，他们不接受管仲有“仁”的看法，而是批评霸道、批评管仲，所以他们觉得孔子肯定不是赞美管仲具有“仁”的道德，这不可能，他们认为孔子的意思是管仲和仁完全没有关系。朱熹批评陈亮的某些类似的概念，把结果和道德混在一起，认为陈亮的焦点就是功利。因此，我觉得要解释陈亮思想的基本概念，我的一本书《功利主义的儒家》就是讨论陈亮向朱熹的挑战。当然陈亮的“功利”是一种儒家的功利，跟西方功利主义有其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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