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上，随着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汇率的灵活性和弹性增大，外汇供求关系成为汇率决定的基础；有专家就此指出，央行也应退出对外汇的常态化干预，而主要关注汇率的大幅变动和严重失衡，引导市场机制在汇率调整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得外汇供求关系成为决定汇率水平的基础。
简言之，让市场说了算，让汇率自由浮动起来。管理层何曾不想？汇率改革方向在于提高市场化决定的程度，灵敏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干。
“811”汇改三周年
似乎不是怕“涨”便是怕“跌”？怎一个“怕”了得。还记得“8.11”汇改吗？
三年前的8月11日，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6.2298，较前一交易日，人民币中间价贬值1.86%。当天，央行声明，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提供中间价报价。
原中国银行金融市场部首席交易员、北京迪威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孙晓凡告诉经济观察报，“811”汇改最大的作用在于，校正人民币中间价对市场的偏离，试图让中间价依据上日收盘价而来报价，使得中间价与市场更为同步。
彼时，央行在汇改声明中称，该时点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背景下，也鉴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全球多种货币表现较强，与市场预期出现一定偏离。或暗示人民币存在一定的贬值诉求。
殊料，贬值预期过于显性或单边，市场波动较大，央行遂在2015年10月正式引入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措施，旨在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但随着之后的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供求恢复平衡，市场预期趋于理性。2017年9月央行又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陈卫东认为，由于转型变革中的不确定性、经济长周期中的增长和停滞、汇率波动的相对性，发展中国家汇率自由浮动容易变成过度波动，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主张尽快浮动的观点对汇率浮动的益处可能存在高估，“害怕浮动”有其合理性。未来汇率改革需在厘清有关约束的基础上综合施策、稳步推进。
在争议中前进的中国汇率改革，其核心是——人民币是否应该转向自由浮动。
余永定撰文指出，通过干预外汇市场难以最终实现汇率的自主稳定，而浮动汇率能够实现市场出清；其次是在预期下，目前汇率形成机制内嵌了单边机制，容易造成单边贬值或升值预期；再者，当前我国基本面向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改善，是实现自由浮动的好时机。
回望汇改历程，如果说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是“害怕升值”，彼时的汇改是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进行调整，引入“一篮子货币”调节因素，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那么，“811”汇改则有“害怕贬值”之意。
“811”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先后有过几波较大的贬值走势，诸如2016年5、6月（受英国脱欧事件影响）、2016年年末、2018年8月3日距“7”仅一步之遥等；不过，在2017年中及2018年初又表现强势，一度拉升至6.29。
如此，也许可以给8.11汇改贴上人民币汇率“两性”加大（灵活性与弹性）的标签。就在市场以为央妈的“干预之手”逐渐淡去时，囿于市场波动之大，不得不又“出手”维稳。
不过，一次“干预”不能“抹去”央妈的过往用心。事实是，人民币的“两性”在提升，市场主体的汇率风险意识亦有所增强。
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看来，以811汇改为分水岭，人民币汇率彻底告别单边升值的模式，有弹性的双向浮动逐渐成为新常态。811汇改标志“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双锚机制”正式确立，叠加CFETS货币篮子中美元权重的调降，成功剪断了人民币与美元的隐性纽带。
也有人说，从汇率“双锚机制”实际运行看，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主要盯住一篮子货币；反之，则主要盯住美元。2017年5月经调整，人民币形成了“收盘价+一篮子货币+逆周期调节因子”的“三因素”形成机制。但2018年年初“逆周期调节因子”被设置为零。
而从人民币汇率的长、短期运行模式来看，“811汇改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即长期围绕均衡汇率波动，短期随美元走势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有弹性的双向浮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出现系统性地收窄，推动汇率回归调节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本位。”程实说。
陈卫东建议，接下来要走的汇改之路是：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审慎处理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改革的关系、创造汇率稳定的有利环境。汇率改革很重要，但有很多限制和约束条件。
或许，汇改三周年释放“稳汇率”信号的潜台词是：决策层与中国实体经济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有限；而何时内外形势、经济预期企稳，央行不再出手干预，方是汇率实现“清洁”浮动，自由浮动之际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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