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她去参加某保健品公司的“会议”，一开始让他们掏出20元，有些人不愿意掏就走了，但是到最后，掏钱者不仅能得到30枚鸡蛋，还被归还了那20元，“赚了大便宜”。附近有两三栋这样的大楼，她一天可以去听四五场会议。
“别着急买，如果先买了，下次就不会来找你听课，也不会给你礼品了。”经常来这里参加保健品活动的王奶奶说，她是等到推销人员打了第10通电话才过来的。
决定在哪一步撤出事关成败，按照她的经验，这种“免费送礼”慢慢地就会变成“优惠券”，直到最后变成一盒盒保健品。被追问之下，她面露尴尬之色，承认自己买过几盒，但不愿意透露价格。
管英东最后接触的保健品公司坐落在4楼，一条20米左右的阴暗长廊尽头，门内，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布着一张长条形方桌，只有几个销售人员守在屋中。
相比于那些有会场的保健品公司，这一家的规模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在一墙之隔的另一家公司会场，布设着100多张座椅，墙上挂满了产品获奖情况、顾客感谢锦旗，墙上挂着“欢迎莅临”的巨大横幅。
大楼的上午和下午是两个世界。上午这里属于喧闹，楼里迎来那些刚买完菜、送完孩子去学校、专门乘坐公交车过来的老人。到了下午，楼道里安静得能听清楚隔壁幼儿园的儿歌。
一个下着雨的早晨，6楼长廊尽头，一家名为“宏康”的保健品公司特地请来“南京专家”讲养生课。不到4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坐着200余名老人，使原本不大的空间更加闭塞、沉闷。
还有20多位老人坐在门口简易的塑料凳上，一位老太太手上拿着布袋子，懊恼地说，这场会议实际上是7点半开始，她买菜来晚了，只能坐在外面的凳子上，“也可能拿不到礼品”。她不知道将得到什么礼品，但是依然坐着等待。
听众彼此间互不相识，但又觉面熟。当交谈声音大了，工作人员过来压低声音呵斥一句“别说话了”。
会议中途，不时有老人过来，看到相熟的推销人员，就会上前与他们攀着肩膀，亲热地寒暄，老友一样喊着“小张”“小李”。但门口的热闹影响不了会场井然的秩序——“专家”站台向来是镇场的重要砝码。
为了阻止管英东购买保健品，李海官曾跟着她来到会场。当一位四五十岁，戴眼镜的男专家介绍一类“经过专家研究”对身体有好处的“新型药”时，李海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质问：“你是专家？把专家证件拿出来看。”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证件？”
“我说既然你说你是专家嘛，一般人是请不动的。”李海官嘟囔着。
次数多了，他跟老伴就“不怎么聊天了”。
“保健品的专家，鱼龙混杂，有真有假。”一位从事过保健品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是医生群体的话，一般讲课比较刻板，但如果你去听那些课，说得声情并茂，有点像成功学那些讲师的模样，十有八九他对医学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在嘉兴“养生大楼”的这堂课，“南京专家”就很会调动气氛。
“1分钟你能鼓掌多少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在混浊的空气下，有些老人开始昏昏欲睡，“专家”此刻放弃了道德故事和哲理寓言，带领大家鼓掌。会场里立刻响起了“啪啪”的掌声，热闹从场内蔓延到场外，两名看上去不到30岁的销售人员走到场外，一边自己鼓掌，一边鼓动身边老人一起鼓掌，掌声持续了整整2分钟，活力重新回到人群中。
4个小时过去了，会议接近尾声，直到送礼环节开始时，气氛才变得真正活跃起来。会场内响起了激昂的音乐。
但此刻老人们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屏幕上，在嘈杂之中，现场工作人员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把红色、黄色印有“vip卡”的卡片，宣称这卡片可以在次日兑换100元奖品，而今天“买一张只需10元”。
因为“购买数量有限”，屋外的人群开始出现骚动，10元、50元、100元，掏出的人越多，销售人员手中的卡片逐渐减少，抢到最后几张的老人庆幸地挥舞着手里的卡片，等待着明日的“优惠”。
最后，在《感恩的心》音乐声中，和蔼可亲的“专家”与每一位来领礼品的老人一边握手，一边用温柔的声音说：“谢谢，谢谢你们来到这里。”
员工把老人们送到电梯口，笑容满面地嘱咐他们“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其中几位身体还硬朗的老人，从6楼往下走，一层一层地去敲那些保健品公司的门，询问有没有礼品。一些老太太还在互相交换信息：“明天是六楼开会，今天是五楼开会。”
管英东正是在参加完一场“会议”后，路过那家新开的保健品公司，发现“又有新产品了”，才进去看了看。然后就有了那次旅游。
在她死后，该公司支付了1万元医疗费。负责人称，后续赔偿要求已不在他们职责范围内，如不满可诉诸法律。该公司为出游老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经保险公司鉴定，管英东死于脑溢血，不属于意外伤害险种范畴，所以无法理赔。
对楼里的那些老人来说，“管英东”始终是个陌生的名字。尽管他们也许一起开过“会议”。他们只是从电视机里得知，有个老太太参加保健品旅游去世了。
事后，这栋楼的保健品公司因此消沉了几日，但是风声一过，老人们又重新接到了推销电话。
预防针
这栋大楼“开会”的常客中，89岁的沈易（化名）是一位退休干部。
沈易非常不赞同一些保健品公司的做法，“骂医院，说医生都是强盗，说你们的钱都愿意花在医院上面，不愿意保健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主张，“要是有病，肯定还是要去医院看。要是为了健康长寿，还是可以买买保健品的”。
他认为，保健品并非“都是骗人的”，“有好的也有坏的，不是都那么坏的，但是有一些价格很贵，就要靠你自己识别”。
他参加过旅游，买过打折后3.2万元的安宫牛黄丸，也买过8000元一份的鹿血。鹿血被儿子拿去检测，发现不适合老年人食用，又退了回去。
截至2015年末，中国大陆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亿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嘉兴的老龄化排名居浙江省第一，老年人口占比近25%。而这不过是中国逐渐步入老年社会的一个缩影。
很多人瞄准了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虚假宣传、故意混淆食品与药品界限等问题，比比皆是。
卖牛初乳，是“宋美龄办的产品”；卖梅花鹿鹿血，是“国家认定的”；卖安宫牛黄丸，据说“有300多年历史”……“专家”们各显神通，盯住老人们的口袋。
沈易的月退休工资有8000元，全部交给儿子理财。“他比我有钱，但是知道我这种年纪大的人，都要买保健品花掉的。”但同时，老伴5000元的退休工资成为了两代人之间的妥协，可以用来购买保健品。
2016年暑假回家，在北京攻读博士的孙宇得知爷爷奶奶常去保健品公司“开会”，她想了一招：一方面将老年人购买保健品受骗的新闻做成剪报定期寄回家里，另一方面，将在正规商店购得的保健品带给他们。
令她哭笑不得的是，爷爷奶奶不再购买保健品了，但仍时不时地去“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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