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各种名目的会道门游走于不同的军政势力之间，攀附权贵，扩充实力，进行政治投机，拓展生存空间。在当时的会道门中，同善社势力最大，颇具代表性。在同善社早期即“礼门”时期，教首彭泰荣将川军一大批高级将领拉入其组织内，甚至将四川总督赵尔巽也拉入道内，担任“护法。”随后，在北京，又将陆军部中将姚济苍引入道内，委以重任。1917年，姚济苍等人将“礼门”更名为“同善社”，时内务部长朱取钤本人即同善社信徒。在此情形下，一大批军阀官员和地方豪绅都加入到同善社，不出数年，其便发展成全国性的会道门组织，各地都设有分号。1933年，彭泰荣派其儿子彭宝善前往东北秘密见溥仪，表示愿为其训练几百万“神兵”，重新夺回天下，1939年，彭泰荣在北平与日伪势力接上头，公然宣称日本侵华是奉了“上天”的使命，下凡实现“收圆”使命，实数地道的汉奸卖国行径。抗战胜利后，彭泰荣积极投靠国民党，与共产党为敌。更有甚者，当代邪教赤裸裸的攻击我党和政府的领导，煽动信徒与政府和人民为敌，在人间建立以其教主为首的神权王国，嚣张至极。
更为荒唐的是许多教首、会首都有帝王梦，即使在被吹到天上去的康乾盛世，每年都会抓出几十上百的称王称帝的逆案，不知从哪儿冒出个教门，有个几百个信徒，就敢关起门来在炕头上称九五之尊，大封三宫六院、丞相将军。即使到了到了解放后，在农村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教首也不乏其人。
三、邪教组织的衰落与分裂变异
事物的发展变化由两种因素决定，一个是外部因素，一个是内部原因，邪教组织也不例外。一方面，由于邪教组织严重扰乱和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必然受到统治者当局的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其内部因权力和利益之争而发生内讧和分裂，所以衰落是不可免的。
历朝历代执政者在治理邪教问题上，都采取严厉防控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段。在当局的高压态势下，邪教组织一度被消灭，但个别漏网之鱼会继续潜藏于民间，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传播邪教，在此过程中，邪教组织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异。如明太祖朱元璋利用白莲教的力量而建立了大明王朝，故从登上皇帝宝座开始，对白莲教大肆镇压。在朱元璋统治期间，白莲教基本上被消灭殆尽。但白莲教在民间的影响还在，后来，经过变异的邪教组织又浮出水面，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弘阳教等各种名目的结社组织充斥民间，搅扰着大明王朝的安定局面。当代邪教组织“全能神”就是原“呼喊派”成员赵维山在“呼喊派”分崩离析后，他带着一批成员收拢原呼喊派教徒而衍生出来的，自立门户，变异出来的新的邪教组织。邪教组织门徒会也是如此，其头目季三保原也是“呼喊派”信徒，“呼喊派”覆亡后，他创立了门徒会。其他邪教组织诸如“灵灵教”、“被立王”、“主神教”等邪教组都与“呼喊派”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众所周知，传教可以改善生计，成为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就会吸引众多的门徒参与进来。当邪教内部权力和财富集中于教首一人，大小头目感觉分配不公时，势必引起分裂。闻香教因信徒李国用、李应夏贪没各地教徒奉献的香金，教主王森恼羞成怒，将二人逐出师门，李国用便自称“太极古佛”，与李应夏另立门户传教，双方遂展开互斗，李国用等先是写匿名信告发王森种种害民行迹，后来以“起盖石城(王森的城堡)，私置违禁器物，私造违禁龙亭”等僭越事情告发官府，最终王森因此事入狱死亡。同样，在一贯道内部，道首张光璧活着的时候，就存在师尊派和师母派激烈的争斗，各派为了各自的利益，疯狂的扩张势力范围，发展新的组织。
邪教内部一些能量大的教徒，当自己在创教过程中日益老练，掌握的传教的秘密和技术手段后，也多不甘心寄人篱下，任人摆布，则会另起炉灶，创立新教，自为教主。法轮功头目李洪志深知其中厉害，故十分害怕法轮功出现内乱、分裂。他说：“无论现在和将来，乱我们法的，那只能是内部弟子，千万注意”，要求 “大法弟子们切记，将来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以任何借口把大法分成部、派、门、宗等类似行为都是乱法。”但是，李洪志阻挡不了其衰落的趋势，从法轮功中分裂出来的变种也实在不少，比如“慈悲功”、香港“真身师父”彭珊珊、“大乘华严佛法”、“法轮圣王”、“长春新立佛”、“男女双修”、“传销”、“金法”以及“全法”(所谓《转法轮》第十讲)等变种。这些变种与法轮功一脉相承，荒涎不经、愚昧迷信，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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