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乐：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刚刚开始的新人导演来看待，只不过我因为做了很多片子的摄影师，比一些人多一些现场经验而已。我觉得这是两种状态，我自己也愿意做摄影师的时候拍一些小片。可是这种机会不是很多，别人找到你，说原来你拍过一个大片，你拍过《集结号》，拍过战争场面，那我们在一起就这么开始。当然我们相处合作得愉快了，就可以接着往下走了。
做导演我认为还是从小故事开始好。从我个人的审美上，我是更喜欢这些所谓“小”的片子。你说大片子找的角度要站得住脚，一方面是要新，一方面是要符合你的心，我自己也在学着拍大片子，不是说随便给你一个故事一个剧本一笔钱，就能拍个大片子。可能你做摄影师是攻技术方面的，这个导演合作你觉得不适合，下次可以不继续合作。但是做导演，是一直要和故事在一起的。故事要和你的世界观一样。
澎湃新闻：在拍商业大片的这一块，其实每次技术在不断进步，可以不断的挑战更宏大的一些新事物，摄影师应该有属于摄影师的满足感吧？
吕乐：摄影师常常会有一种技术控的快感，但是我觉得场面大和摄影技术的发展，到一个阶段，就不是摄影层面的问题了。比如前些年，突然“咔嗒”一下，数字化开始了，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大场面可以用后期CG来制作，其实我自己是经历了时代，老想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到《1942》的时候数字代替很多东西。《非诚勿扰2》是数字摄影机拍摄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好像手感没那么好，胶片完了，自己也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了。我在功底方面技术方面没有现在年轻人做得好。
澎湃新闻：所以我也看到你在别的采访里说因为不再需要胶片摄影了，你也就打算以后专心做导演不再做摄影了，之前几个片子的经历你觉得对于你做导演这块是一种损耗吗？以后会选择比较“保险”的题材吗？
吕乐：其实我刚开始从事电影，那个时代电影还是挺宽松的，故事上面空间很大，《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会儿电影是很有想象力的，后来逐渐会畏首畏尾，可以说把一代创作者的尝试的勇气和大胆的想法都给阉割掉了，现在有些有力量的作品更多的寄托在年轻人。一是伤心，一是经济上损失，明显地感觉到创作灵气被消耗了，而且把力量分散掉了，你分散了力气去尝试调整，或者去做沟通。
但还是在尝试吧，比如这次《找到你》它也是提出一些问题，我们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出来杭州保姆案的事情，一个家庭就这样没有了，公众也在揣测保姆的动机，到今年宣判了死刑，这就是一个结果，我们断掉了联想，断掉了追究，我们不知道更多。法律只是一个结果，文艺作品可以走得更深。当然我们拍的不是这个案件，但这个社会中依然有很多很伤心的问题，我们也是在电影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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