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电影很多细节经不起历史学家的推敲，这部电影也无意尊重所谓历史的真相。故事改编自朱苏进的原创剧本《三国·荆州》——在原剧本中，子虞的原型是周瑜，而杨苍的原型是关羽。张艺谋打破了原著的限制，架空了历史背景，但他还是做出一种在试图挖掘历史里暗处的姿态，想要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史观。这种对历史的质疑是张艺谋一代电影人普遍的倾向，这在张的处女作《红高粱》里也有充分体现：如果正史讲述的是一种抗日故事，那么他就要书写另外一种来自民间的、非革命的抗争。只是很可惜，从这部备受赞誉的处女作之后，张的电影里鲜有《红高粱》里昂扬健康的形象，他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不可言说的历史中人性更幽暗和黑色的部分。因此，《影》被普遍认为是张艺谋的回归之作并非没有原因，这部电影在视觉上追求一种极致的形式化美感，对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善恶也有着戏剧化的挖掘。
如果说在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里有一种持续性的弑父情结（《红高粱》《菊豆》等），表现出一种对旧有的权力的反抗的话，到了他的转型之作《英雄》里则变成了子代对父代的妥协。《英雄》里李连杰的角色叫做无名，原型来自荆轲，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绝世高手。无名秉持着理想不惜牺牲同伴的生命接近秦始皇，却被所谓“天下大同”的观念折服，放弃了刺杀计划。在无名的价值观里“天下”的统一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政治比道德更重要。张艺谋的这个转向曾经引发知识界的广泛批评，他颠覆了中国历史对秦始皇的评价，也颠覆了“士”这个阶层应该秉持的价值观。
张艺谋认为在创作《英雄》的时候，那个故事更追求的是金庸所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江山社稷比草民的生命重要得多。而这次的《影》则完全是一个个人化的故事，把“人”放到了历史的底色之上，《影》的主角选择颠覆权力，取而代之。在访谈里，张艺谋认为这一次他设置了境州这样一个角色是让老百姓成为了主角，颠覆了历史叙事。事实上，即使这部《影》给了一个平民可能走上历史舞台的可能性，张艺谋始终是不敢真正僭越的，这个故事毕竟只是发生在一个分裂时代的小国里，主人公杀死的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王。这个王朝的合法性本来就存疑，境州才无须像《英雄》里的人物那样效忠于什么理想，也无须用个人的生命去成全一位君主坐拥天下的梦想。《影》是一个看上去离经叛道的故事，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实际上它可以说和《英雄》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互文——二者同样展示了个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英雄如何被权力逻辑改造的过程。
境州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身体和记忆都是被权力塑造的，他是他仇人的一个自我投射。如果能够在电影的主题上对这个部分进行充分的反思，《影》或许可以成为一部更加出色的作品。《影》让我们很难不联系到黑泽明的名作《影子武士》。张艺谋从不避讳黑泽明对自己的影响，《英雄》的叙事结构可以看作是对《罗生门》的致敬，而这一次，《影》直接对应着黑泽明的《影子武士》。《影子武士》虽然讲述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征伐，但是本质反思的是权力的残酷，“影子”从一个山贼变成主公的过程，在黑泽明的塑造里固然有其肯定的一面，但还暗含着一种对规训制度的质疑。电影的开篇，当面对上层人物的讥讽，这个“替身“还能说出，我不过是一个偷些小钱的盗贼，而你杀人无数，攻城略地，草菅人命，这说明从一开始男主角就是一个对权力有着警惕的角色。
同样可悲的是，当一个普通人卷进了贵族之间的斗争，“影子武士”渐渐接受了武士道的一套制度，成为了权力的傀儡，错把贵族的理想当成了自己的理想。当事情败露，家臣立刻变脸，“影子武士”被逐出了府邸，他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里，只能成为家族失败后的殉道者，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在这部电影里，黑泽明用大量的篇幅展现了征战造成的杀戮和恐怖，揭示出贵族征伐的虚伪，使这样一个日本历史故事对现实有了某些昭示作用。
反观张艺谋的《影》，尽管很多地方可以看到黑泽明的影子，故事也有相似之处，笔者却看不到任何对权力和秩序的反思，只有暴力的权力逻辑。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行事作风上具有超越性的人物，除了争权夺利，电影想要肯定什么，批判什么都是混沌的，几乎没有建立任何有说服力的价值体系，这对于一部定位为主流商业片的作品来说是匪夷所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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