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近代中国之所以名家辈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名家大师爱读书、善读书，他们持之以恒徜徉于书海中，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成就了自己思想的高度。
近代著名学者读书，可谓各形各色、情状不一。语言学大家林语堂做事别具一格，读书也不按常理出牌。林语堂自诩为“书淫”，崇尚快乐、随性地读书。他最讨厌“正襟危坐”伏案就读，最推崇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花前月下怡然自得的读书。
著名画家丰子恺则与林语堂恰恰相反，非“正襟危坐”而不能读书。丰子恺自谦，说自己脑笨，看书看到后面，就会忘掉前面，最终颗粒无收，失了读书的信心和趣味。“笨”人有笨法。每次读书，丰子恺准备好笔记本和笔，一本正经坐在书桌前，埋首苦读。
胡适则二者兼有之，图书馆、书房里“正襟危坐”能读，车船马上、花前月下也能读。他兜里总揣着一本口袋书，随时拿出来读，他的不少文字就是在轮船上、火车上、旅馆中写出来的。胡适北京的家中，马桶边“放着几册书、一扎纸、一支笔”。他尽可能利用一切时机读书，并将之名为“废弃光阴读书法”。同样惜时如金的还有人口学家马寅初。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身兼多所高校教授，需要经常往来于京沪杭三地。旅途中的马寅初从不与人攀谈，自觉过滤掉周遭的嘈杂，埋首苦读。此番景象让人想起当年毛泽东在长沙闹市读书的情景。显然，杂务过多、无暇读书的胡适、马寅初只能“见缝插针”，利用一切时机读书，而这为他们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奠定了基础。
这些名家之所以爱读书，是因为他们认为读书很快乐。王云五言：“无论什么事再没有比读书那样快乐的了。”傅斯年作对联称：“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对话历史的先哲，荡涤纷繁浮华的功利，提显本性美好的精神，留存空灵纯真的心性，这是读书带来的极致快乐。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在条件并不发达的近代社会，读书是知识分子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四角号码发明者王云五未进过正规学堂，没有正规学历，却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就是靠读书自学获得知识的。
读书之于这些学者还有修身养性的功效。蔡元培年近花甲，精神抖擞，有人问其养生之道，蔡元培答曰：“我是由修养上得来的，对于同样发恼的事务，一概摒除，并且时常阅览美术书及金石等。”正如其言，读书确实可以养性，可以去邪性，养正义；去暮气，养朝气；去迂腐，养灵性；去燥性，养和气。腹有诗书气自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显然，这些学者读书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读书带给他们的体验也不尽相同。当年一家报刊邀请各行翘楚开一个“青年人必读书目”，大多数人婉拒了，因为他们认为读书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读什么书无法开出一个篇目，读书的地点、时间同样也没有最优的选择，只要适合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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