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天前，确切地说是7月13号，我从亚特兰大机场飞到南卡州的夏洛特机场，在夏洛特机场停留三个多小时，转机，然后去巴黎。
两天前，7月11号从北京飞到纽约，再飞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的热度让我出机场就差点没倒退几步，回到机场的空调中去，手机又因为在中国两个月忘了加款而不通，甚至优步车来了，也找不到我。我站在机场外面等车，如热锅蚂蚁，在热浪里煎熬了四十多分钟，最终一个好心的黑女人帮助了我，我用她的热点，再次叫车，回到了家。
家里，邮件堆满了，邮箱里也塞得满满的，真是座小山了， 我望着这堆邮件，赶快拆开，发现要付的医疗账单有七八个，头气得都有点大了。美国的医疗系统规定你看完医生，当时只付钱一个挂号费，他们不要你付全款，他们先跟保险公司要钱，然后就不停地给你送账单。我第二天一早，在电话里付各种账单，并跟保险公司交涉，跟我的银行交涉，弓在箭上，人在弦上，要绷出去的感觉。第二天真正计划做的事情，神情恍惚，语无伦次。
7月13号早上我到机场，飞去法国。我的日程那三天紧得就是看了微信，看了电子信箱，我也懒得回。旅行打乱的是人的思绪，打乱的是我需要的平衡的状态，我的全部希望就是到机场后，再开始做该做的事情。可是到了机场，我累得直想找个地方躺着。夏洛特机场因其里面的高档休闲而闻名全国，机场里面总有人现场弹钢琴——旅客中总有钢琴师或钢琴表演者，机场中心如同一个休假地，大花盆里种着无数棵高大的棕榈树，树下摆着无数的白色的摇椅，好像是在海边度假一样。在夏洛特机场，你不用出机场就度假了。我找到一个摇椅，半躺着混沌着，似乎并没睡着。
我惊醒的时刻，是因为手机不停地颤动，我看看，才知道儿子来电话。我坐起来接电话，儿子在北京，说：“妈妈，我告诉您一个消息，您可别太震动。”我全身紧张，立刻被震动了，被他的话震动了，我问，几乎是惊惧地：“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他说，“诗人伊蕾去世了，我爸爸刚才在微信里发的。”“真的？”我几乎不太相信地，很惊讶地叫起来说，“天呐，我昨天晚上还想到她了！也许是今天早上？！”
我那刻不能确定我是在昨晚还是今天凌晨想到伊蕾了，因为我的腰，我回家这两晚都睡在二楼起居室的地板上。我只记得自己躺在地板的竹席上，窗外面还是黑暗的，我想起了伊蕾。
我想起来了，那是今天的黎明，因为我想到母亲，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都是母亲，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伊蕾写的母亲的一组诗歌，记得她有几句诗歌，强烈地刺中里我的心，其中有一行诗说：“妈妈，我愿倾其所有/换取你一刻生命。”我当时阅读的时候，这句诗让我泪水夺眶而出，一下子就记住了。还有一句我也记住了：“我的手像瞎眼的小鸟/在空虚中打捞你的气息”。我躺在那里，想到伊蕾的诗句，感受自己的手，在空中想挽住母亲。
我想着母亲，想着伊蕾的诗歌，我对自己说，要到网上把伊蕾写母亲的诗歌再读一遍。“妈妈，我愿倾其所有/换取你一刻生命。”在黎明的黑暗里，我感受这句诗歌感情的强烈，感情的真实，只有失去母亲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行，我在黎明的黑暗里，我一遍遍地想这句诗，想念母亲，伊蕾的脸隐现在我的思绪里。
她去世了？今天？这样的巧合让我极度惊怵，“我今天早上想到她”，我对儿子说。儿子说：“太奇怪了”。我继续，好像是自言自语：“她多大年龄，54年的？”“不是，是51年的，她66岁，或67岁吧，我给您打电话，就是先给您说一声，Don’t be too shocked.” 儿子给我打预防针，然后挂断了。
二
Don’t be too shocked? 我坐在那里，已经完全清醒了， I am not only shocked. I am shaken! 我对自己说，我翻看微信，看到了微信上转的信息，看了《诗刊》社的消息，然后就坐在那里把《诗刊》转载的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读了一遍。读到有些诗句，我仍然有些不相信，这样的诗句写于三十多年前：大胆、直接、热烈、反抗、渴望、娇弱、缠绵，孤独，痛苦，最终还是符合男权期待的“现代女性”的形象，当我读完最后一句，我这样想，最后的这个想法，我是没有料到的。
伊蕾的诗歌，我在课堂上教过，我是把她的诗歌当作女性身体/欲望与四周的墙（社会的期待和限制）的对抗来讲解的。可是此刻读她这组全诗，我突然有了更新的理解，对她的思想和处境有了更多的同情，甚至哀悯。
我坐在那儿，在微信上转发了伊蕾去世的消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纪念一个我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诗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深谈，可是，那是二十七八年前了，她因为深深的忧虑，而向我这个陌生人倾诉。实话说，我们从来不是朋友，也够不成朋友，朋友，在我的定义里，是有过深深的了解、敞开心扉，同甘共苦过的人。伊蕾和我，只是见过面的人，根本算不上朋友。
但伊蕾却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她对我的影响，我在我的文章《走向女权主义》（2006）一文里详细地描述过。
我记述了她曾来到我们家，本来是来访我的丈夫，结果他不在，她留了下来，我们开始交谈，是一场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交谈，是一个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受伤害而感到困惑的女人们之间的经验之谈。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我们为什么感到如此不适应，我们对“前卫”的诗人们作家们知识分子们提倡的男女性自由，男女独立，心向往之，却感到一旦实施，就是我们的被伤害。我们责备自己不够先锋，我们责备自己不够前卫，我们在很多前卫的男性的带领下，渴望做前卫的女人，渴望做那个人人都羡慕的前卫，但，前卫给女性带来的伤害，不亚于做一个传统的女性的伤害。我们没有足够的思想武器去穿透我们的困惑，我们责备自己，以为自己不够前卫。
比起伊蕾，比起一些我的同时代的女性，我不属于前卫的女人，我走的是“好”女人的道路，结婚，生子，相夫教子，做一手好饭，招待客人，以贤妻良母的身份。但在时代的风潮里，我对前卫的女人充满羡慕，觉得她们活出了我想往却不敢的自我。她们往往独身，独立独行，穿着怪异，很有艺术气， 她们拿着烟支，坐在那里，好像个个都有阿赫玛托娃的才华与美貌，她们就是结婚也没有孩子，她们活得非常自我。
伊蕾就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羡慕她，我曾经远远地看着她，也曾经非常近地看着她，而她向我倾诉困惑的一霎，我们结成了同盟。对她来说，我大概只是一个倾听者，在那个黄昏，她感到无依无靠的一瞬，向一个陌生却温暖的女性，倾述自己的困惑。她的困惑，其实非常古老：为什么男人们都不可靠？而我，却在那刻突然醒悟，在她的困惑与痛苦里，我看到我们所有女性的悲伤，无论是前卫，还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好女人。
伊蕾是一个前卫的女诗人，她也曾努力做过一个前卫的女人，从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这首诗歌里，你可以读出她当时有多么前卫。她写一个独身女人的欲望，一个身陷卧室，如发情的母兽的女人，等待一个人（男人）来解救她，来跟她同居，把她从欲望与身体中解放出来，但是没有，没有人会来解救她，她诗歌中的男人们，来跟她约会时，谈的是哲学，是各种时髦的理论，是大谈现代派，可是，等待被解放，等待被解救，等待男性的“暴风雨”的“鞭楚”，诗中那个独身女人，是那个等待王子的一吻的小女人，在卧室里。
孤独，反叛，绝望的希望——八十年代末期的伊蕾，用这组诗歌冲破女性写作的禁区，可是，仔细读读，最终她的希望，还是在男人身上，还是在等待之中。男性们是可以欣赏这样的作品的，因为男性们是把自己看成是“解放者”的。在机场里重读这十四首诗歌，我突然理解了伊蕾的出走，九十年代，伊蕾不在卧室里，而是奔波在中国与俄国的大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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