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能穿着暴露、不能上夜班、不能出差、不能与男性领导单独相处——种种以预防性骚扰和保护女性为名的设置也使她们不能平等竞争。
知名公益人、反乙肝歧视代表人物雷闯于这两日被举报涉嫌性侵。举报人的举报发出之后，雷闯先后两次发布了情况说明。对于关键事实的用词，雷闯的两次描述被认为有较大不同，一次为承认（举报）文章中的事实，一次则指出两人为恋爱关系。
雷闯涉嫌性侵的举报还在争议之中，与此同时发酵的涉嫌性侵害的案件不止一起。自然大学创办人、环保卫士冯永锋被曝涉嫌性骚扰；北大客座教授、《南风窗》公益年度人物袁天鹏被曝涉嫌性侵女学员；网剧《套路》女导演林淑贞发声明指出自己在海口拍摄期间曾遭海航受训飞机师白某性侵；南京大学支教社团中多名女队员被当地游民骚扰......
▲举报公益人雷闯性侵的帖子截图（局部）。
我们终于不得不意识到，性侵害事件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这可能并非因为近年来此类事件越来越多，而只是敢于说出来的受害者比之前更多。而就在部分受害者鼓起勇气说出一切时，我们也看到，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仍然在压制着受害女性，使得她们被羞耻感压得喘不过起来。
“一定是你勾引了他吧”、“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粗暴可怕的言论很容易就会阻挡讲述与坦诚的勇气；而另一些更为精巧的言论则会指责受害者应该更强大、更有智慧以免遭性侵害。所有的这些观念，都在实打实地加重着性侵害受害者的羞耻感，甚至成为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出来”有多难？性侵害案件中受害者的羞耻感为何如此强大？而可能的解决之道，与其说寄希望于个体的私德不如说是结构与制度的保障。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部分用词使用“她们”并非暗指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女性，本文为针对近期所曝几起性侵害案件所作，且其中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异性恋－男权”结构对女性的压制，在此语境下使用“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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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有多难
有时候只是沉默本身，就足够摧毁受害者
一个当年的高中同学，在2003-2016年间，从短信时代到微信时代，十多年断断续续变着法子骚扰我。我拒绝加他的微信，他就借其他男同学的微信给我发消息，在同学群里各种“赞美”我。因为他在，我从没在那个群中说过一句话，最终无声退群。我讲给别人听，得到的最多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什么找你？”，其次是“他结婚了吗？”——似乎如果他是单身情有可原。我跟关系最好的高中同学讲，她毫无迟疑地说：“我觉得他没什么坏心，他就是很欣赏你。”
就微信上的这么两句话，把我气得发疯，当时我虽然是打字，却感觉自己是在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喊：“我不需要他的‘欣赏’……你看不见他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不少女性在社交网络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鼓励有同样被骚扰或被性侵害经历的人勇敢发声。
好友可能为我激烈的态度而震惊，再也没说什么，但让我沮丧的是，我并不相信她理解了我。我所经历的这一骚扰从未超出试图对话更严重的程度，然而在那漫长的时间里它给我造成的压力是无人所知的。有一年，我被提议去参加一个NGO圈的活动，却赫然在通知上看到这位骚扰者是嘉宾讲者之一。那一刻我的身体仿佛冻结在电脑前，心脏却狂跳……当然我没去那个活动。我经历了被骚扰者的普遍遭遇：退出工作任务或社会活动；主动被动的社会隔离；被否认、被质疑、压抑、恐惧、愤怒；当然，不能和那些因为校园和职场性骚扰而失学、失业、抑郁、自残、自杀……的女性的凄惨相比。
我没有办法责怪好友不站在我一边。是对她背后那整个大语境的预料和想象，让我沮丧无力。无须刻意表现恶意，只要相关不相关的人的几句话，甚至只是沉默，都已经足够召唤出一个对受害者压制乃至迫害性的结构，而这个无物之阵，甚至在性骚扰发生之时，不用等到受害者试图维权，就已经配合地开始摧残她的自我。
这里指的是，每个受害者都仿佛是所有其他既往受害者记忆与遭遇的继承者，像晶体簇中的每一粒都相互反射一样，能从被骚扰的那一刻起，开始唤出和重复所有其他人所遭遇过的内心折磨，像画外音一样在她心中强行播放着：“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我什么时候做错了什么才会这样？”、“为什么我没能这样做或那样做？”……这些带着羞耻的自审自责，是被骚扰者内心困顿的起源。然而当然不是她们自己想不开，而是她们知道，在这个现实社会里被骚扰者注定将被致于什么样的无人负责的境遇当中。
▲2018年6月20日，甘肃庆阳19岁女孩小奕在当地某百货大楼坠楼身亡，自杀前围观者曾多次怂恿她跃下高楼。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的情况说明披露，小奕在校期间曾被其高中班主任吴永厚猥亵。
有人把性骚扰受害者的应对模式分为三种：脱离、回避性协商与寻求支持。上述我的反应是第一种。至于“回避性协商”，20年前自杀的某北大女学生高岩要求和骚扰她的教授建立“恋爱关系”就是一个例子。第三种模式中，首选寻求朋友或同事的个人帮助，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对质和提告。遗憾是，就这最后一种选择，有美国的研究显示，“正面杠”的勇敢并不能让受害者更多免于持续身心创痛，而被曝光的一些案例，例如甘肃庆阳中学生自杀事件在警告，“勇敢维权”的后果可能有多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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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羞耻感从何而来？
责怪受害者总能成功，甚至被她们自己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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