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胡某某猥亵儿童案日前一审宣判，被告人胡某某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决有期徒刑1年半。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判决中，法院还同时判令胡某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3年内禁止从事教育类职业。
对于杭州来说，性侵学生的老师被判行业禁止是第一回，但在全国来说，已经有了不少先例。上海、湖北、北京等地都有相关案例。北京的案子中，邹某因为情节比较严重，多次强奸、强制猥亵未成年女学生，所以处罚也比较重，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禁止从教5年。
三年到五年，不是随意定的。这出自刑法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 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这个条款是2015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设的规定，曾经用在这样一些领域：醉驾的禁止从事运输；卖假药的禁止从事医药；食品卫生犯罪的禁止从事餐饮……那么，利用教师的职业便利性侵学生、伤害学生的，也理所应当适用这个条款。
虽然我国《教师法》已经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获取教师资格，但是，职业禁入的规定范围更广，比如有些培训机构并不在意培训老师有无教师资格，职业禁入就等于限制了他们从事相关职业，减少他们再与学生亲密接触的可能。
这是为未成年人织起的一张保护网，但遗憾的是，还不够。北京案例的主审法官秦硕就曾对媒体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如果能够终身禁业，从预防手段来说，可能更有力，但是现有法律规定的最高年限是五年，所以法院不可能突破这一规定。”可能有人觉得，这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连刑罚都有年限，职业禁入为什么一定要终身呢？这就要看，我们打算站在什么角度去考虑了。
犯罪者受过惩罚回归社会，应该给他们重头再来的机会，这当然是一种权利保护，但是，限定他们从事某种特殊的职业，并不等于损害他们的合法利益。就好比，甲肝患者不能做大厨，这是职业要求使然，而非就业歧视。
老师是个特殊职业，他们需要和孩子亲密接触，在孩子尤其是低龄孩子心中，老师代表着权威、尊重和信任。
我一个朋友的小学老师曾因猥亵学生而判了刑，受害女生因此精神分裂，直到今天依然没能摆脱阴影。而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因当年被补习班老师诱奸的经历让她倍受抑郁症的折磨，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形创作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最终自杀。庆阳刚刚跳楼而亡的女孩李奕奕，则是在高中阶段被班主任猥亵，当她向老师、学校求助时，换来的不是公平处置，而是校方的息事宁人，以及周围人“小题大做”的指责。
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些受害的女孩儿，觉得这么点小事至于自杀吗？事实上，社会环境在两性问题上，对女性一直不够友好，比如在公交车上被咸猪手了，很自然就有人认为，是因为女性穿着暴露，所以，不要奇怪女孩子不能把性骚扰看开点。在一个被骚扰了就怪罪于女性穿短裙的社会氛围下，这有什么奇怪呢？当我们还需要讨论“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甚至都不能达成共识的时候，不正说明“受害者有罪论”一直是压在这些女孩头上的利刃吗？
但不止于此。老师对于学生是有特殊性的，就如林奕含在书中的描写，在思琪的眼里，老师是带着真理的光芒而来。很多时候，受到侵犯的孩子，被伤害的并不仅是身体，更是一种对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巨大破坏。
就不说性伤害，即使只是身体伤害，对于一些孩子来说，这种童年阴影都有可能尾随一生。我有一个朋友，初中时被班主任老师体罚、打耳光，他既羞愤又无力反抗，告诉父母后，父母跟学校提意见，但结果却只是把他调离这个班级，那个老师不是他的班主任了，但依然是他的任课老师。这段成长经历如同梦魇，成为影响他人格塑造的重要因素。
我们当然不必过于神话老师，把老师绑架到“灵魂工程师”“春蚕到死”“蜡炬成灰”之类的道德高架上，但也必须承认，老师、医生这一类的职业有其特殊性，老师承担教书育人之责，他们天然是孩子的保护者，也承担了一定程度道德榜样的角色。所以，不妨从立法上修改或补充相关条款，让受到刑罚的性侵学生者有可能终身不得从事教育相关行业。除此之外，那些够不上刑责，但亦被证实对学生不轨的老师，也应该开除出教师的队伍。用最通俗的话说，他们不配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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