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当代，“男大女小”的婚姻明显减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在研究员李春玲看来：“这是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专家：姐弟恋婚姻数量猛增反映中国女性地位提高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青年问题研究》，引起了外界关注。李春玲提出，近10年来，当代中国青年呈现出突出的代际差异和较强的阶层分化。

在她看来，我国青年一代与中年、老年群体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在青年群体中，不仅“80后”与“90后”有差异，甚至，在“80后”内部也有“85前”和“85后”的差异。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化也比较突出。“现代青年的婚恋模式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李春玲说，对1990年、2000 年、2010 年这三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夫妇婚龄差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男大女小”的婚姻明显减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也就是说，“姐弟恋”已经与传统“男大女小”的婚姻模式分庭抗礼。

“姐弟恋”婚姻已占四成

广州日报：你提到“男大女小”的婚姻明显减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变化幅度有多大？

李春玲：曾经有学者根据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的调查数据来看年龄的匹配。1990年，“男大女小”的婚姻模式占70%，“男小女大”的婚姻占13.32%。

2000年有一点变化，但基本模式没有改变。“男大女小”的婚姻从原来的70%下降到68.09%，而“男小女大”的婚姻占14.37%。

2010年，调查数据显示了极大变化。这是本世纪开始以后发生的变化，“男大女小”的婚姻从68.09%下降到43.13%，而“男小女大”的婚姻则上升到40.13%。两种婚配模式差不多各占一半。

广州日报：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李春玲：数据反映了一种趋势。在我看来，这是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所带来的一个变化。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与“男强女弱”的社会价值观相匹配。在一个家庭里，男性是家庭经济支柱，女性处于辅助地位。

“男小女大”婚姻不一定就是家庭里女性各方面都比男性强，但起码绝大部分的这种婚姻中，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一些，或者两者是相当的。这是女性地位提高所带来的婚姻年龄匹配的变化。

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观念上的变化。

广州日报：这与我国目前“男性多女性少”的人口结构是否有关系？

李春玲：我国是存在性别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但男性比女性究竟多了多少，对男女婚姻机会影响有多大，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结论。

现在男性成婚比较困难主要存在于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人群中，比如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男性。对中上阶层或城市男性的影响不明显。所以，农村地区的一些剩男，并不是导致“男小女大”婚姻模式的原因。

女大学生超过男大学生

广州日报：从你做的青年研究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待当代青年婚恋模式的变化？

李春玲：我主要从社会分层这一视角来研究青少年问题，研究青少年的教育经历和就业过程，以及如何分配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上。

现在的青年人有婚恋焦虑问题，大龄单身青年比例上升。为什么剩男剩女越来越多，找到满意的配偶越来越难？

教育领域发生的一个变化与这些现象有关。现在，教育领域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性别比例逆转。大家都知道，以前是男性受教育水平高于女性，但从“80后”“90后”开始，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比男性高，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一层次，女大学生越来越多，女生比例超过男生。

教育地位跟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联。以前，绝大多数女性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但现在，女性找到一个社会地位和收入都比自己高的人，越来越困难。

未来的变化，肯定是女性中得到好职位、高收入的人越来越多。但人们的观念变化并没有那么快，传统的婚姻模式还没变，所以就出现了女性高端人群和男性低端人群找配偶难的问题。而选择“女大男小”婚姻模式的人，则是顺应了这一变化。

广州日报：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李春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口流动的趋势。中国目前人口流动趋势，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比如北京、上海地区最高端人群和中产阶层，往往向国外流动；中小城市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则往大城市流动；农村人口则往中小城市流动。比如，现在上海一些高端女性人群，要找本地匹配的男性比较困难，所以会向国外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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