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生，国家需要，百姓需要，重视全科医生是全球趋势，我们遇到了难得的改革机遇，过程肯定更不容易。如果很容易，就不需要国家大动干戈了。我们有责任推动国家发展、满足社会需求。如果我们都不去做，那么应该谁去做好了让我们来享受呢？
——北京大学医院部全科医学学系主任迟春花
1月22日，北京下了一场似有似无的初雪，流感病毒依旧在干燥的空气中传播。年仅4岁的申鹏（化名）在妈妈的带领下，推开了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二诊室的门，持续的高烧和咳嗽让他无法在夜里安眠。
姚弥是坐诊医生，向妈妈询问了孩子的病情以后，他要用听诊器听孩子的心肺状况。在伸进衣服里面之前，姚弥先让申鹏用手握一下听诊器，告诉他听诊器有些凉，不要害怕。姚弥听完孩子前胸之后，又听了背部。
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以下简称“北医”）全科医学专业第一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姚弥已经过3年的“规培”并拥有两年门诊坐诊经验，他告诉申鹏的妈妈，孩子没大碍，肺也没有问题，扁桃体稍微有点肿大，所以孩子被刺激得老是咳嗽。
就诊结束后，没有妈妈的嘱咐，申鹏主动和姚弥挥手再见。从挂号、抽血检查、拿到化验单、开药、离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鹏的就诊时间在1个小时以内。妈妈把孩子送回离社区医院仅两公里的家以后，紧接着又去上班了。
申鹏和他妈妈并不知道，由于给儿童看病难度大、风险高，且不会给社区医院和医生带来额外的收入，所以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此前像其他大部分社区医院一样，并不给儿童看病。如果不是姚弥来这里工作，申鹏就只能去人满为患的三甲医院看病，光排队就可能要耗去一上午的时间，同时还要冒着交叉感染的风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副主任齐建光是姚弥读研期间的导师。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和往年的流感疫情相比，今年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交叉感染，特别严重。”这是由于三甲医院的患者多，疾病的感染源也多，儿童候诊的时间越长，被感染的风险就越大。
摸着石头过河：先看病，后挂号
姚弥开始接诊儿童患者，始于一个很偶然的契机。当时有一位家长去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保健科给孩子打疫苗，但是小孩由于患有肛周脓肿，并伴有轻微的咳嗽，打疫苗的护士便让家长和医生确认一下孩子的健康状况，再决定是否打疫苗。
这位家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姚弥咨询了一下。姚弥用雾化治疗的方法帮小孩治好了咳嗽。就这样，姚弥在社区医院接诊了第一位儿童患者。
2016年年末，在北医老师的推荐下，姚弥参加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和英国驻华使馆中国繁荣基金合作开展的全科医生儿科专业培训试点项目。这个为期一周的项目，让姚弥的儿科接诊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由此，姚弥计划在他所工作的社区医院接诊儿童患者。刚开始，姚弥让患儿家长先不挂号，他了解了小孩的病情，觉得自己能看，再让家长去挂号，然后开药。起初，来看病的小患者以同事的孩子居多，后来周边的居民也慢慢地多了起来。
至于针对患儿的药品，姚弥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到现在也不超过10种，都是小孩感冒发烧用的常见药品。（这些药品，姚弥先让他原来在北医的导师齐建光把关，齐老师说没问题以后，再向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李玉玲打报告，由院长组织药品采购。）
对于姚弥接诊小孩这件事情，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李玉玲是很放心的。一方面是因为背后有北医专家把关，另一方面是李玉玲对姚弥本人很看好。她记得，2015年，有3个在找工作的研究生来社区医院参观，和另外两个比较关心待遇的女孩不一样的是，姚弥更多关注的是医院今后发展的前景。而3个人中最后真正入职的，只有姚弥一个人。
现在，包括很多姚弥的同事在内，已经有很多家长把孩子的医保卡转到了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姚弥大概算了一下，光向他咨询这件事的家长就有20个左右。
姚弥在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曾做过一项《北京市局部区域社区儿童就医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调查，这项针对111名儿童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83.7%的孩子生病就诊首选医疗机构是儿童专科医院和三甲医院。而与此同时，76.6%的家长表示，社区有能看儿童疾病医生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带孩子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然而，现实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姚弥在他《北京市三城区十二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接诊儿童情况及其相关培训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此前还有100名接诊儿童的全科医生，现在（指完成调查的2015年）只剩下14人。73.8%的全科医生不赞成社区接诊患儿，认为诊疗能力及训练不够是其无法接诊患儿的主要原因。
当年，姚弥在这篇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诊儿童的功能正逐渐萎缩。”
“王大夫，你去哪儿啦？你快回来吧”
王新和姚弥是同一届的北医全科医学学系的研究生，他之前在北京市顺义祥云东方苑社区卫生服务站当全科医生。和姚弥一样，王新在入职之后，这个服务站开始接诊儿童患者。
刚开始，周围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服务站可以给小孩看病。服务站的门口有一片广场，家长们经常带着孩子在广场上玩耍，王新主动和这些家长交流，“推销”自己，然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楼下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也有大夫能给小孩看病了。
后来，王新入职一家私立社区医院继续当全科医生。因为离开的比较突然，并没有和已经熟识的患者和家长们打招呼。在他离开一个星期后，一位经常找他看病的小朋友妈妈给王新发了段视频，这位4岁的小孩对着屏幕说：“王大夫，你去哪儿啦？你快回来吧。”
王新至今保留着这段视频。因为和社区的患者比较熟悉，很多人都加了他的微信。现在，大家有病也会通过微信询问王新。对于王新的离开，很多社区的老百姓都发微信问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1月20日晚，北京大学医学部首届全科医生精英训练营在一个氛围温馨的咖啡馆开办。当天，北医全科医学系已经毕业和在读的研究生，还有这些学生的导师、领导等齐聚一堂。
王新是主持人，他向大家展示了小朋友发给他的视频，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心得。虽然名为“训练营”，但其实大家更愿意称其为“沙龙”——一个大家庭相聚的由头。
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当天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这位当年力主北医开设全科医学学系的领导曾在三四年前就给大家鼓劲儿加油。她在当天感慨道，“其实当初给大家鼓劲儿，我腰杆子是不硬的，因为今后的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可以很有底气地为大家鼓劲儿。”
“不管是中国的发展，还是全球的趋势，大健康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无论是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质量，还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全都依赖于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从政府机构到基层老百姓，大家都日渐意识到基层医疗体系的重要性”。柯杨说，“你们相当于我国全科医疗事业的开拓者，你们在基层一线积累的知识和本领，将来一定会被社会强烈需要，并得到相应的认可和回馈。”
一句句鼓劲儿的话，官春兰都听进去了。她是北医全科医学学系2013级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姚弥和王新的师妹。毕业后入职北京市海淀区紫成嘉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官春兰，曾一度担心在社区医院工作的自己，会在不知不觉地懈怠中丧失进步的动力。
但是参加工作以后，她发现并没有，“因为北医这边，时时刻刻都在牵着你，她不允许你松懈下来，有什么活动、学术会议，都让你参与到其中。这种亲和力、凝聚力，在其他专科是无法感受到的”。
官春兰近期刚参加完海淀区组织的一场家庭医生考核。考完试以后，考官很疑惑地盯着她，“你是……哪里毕业的？”官春兰回答以后，对方不禁感慨：“正规路子出来的部队就是不一样。”
迟妈
官春兰已经记不清系主任迟春花催过她多少次要赶紧解决个人问题；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刚刚参加工作的姚弥、官春兰他们不敢和领导请假，迟春花出面帮他们请假。入职社区医院，工资待遇太低，迟春花会帮他们找一些学术协会和系里面的兼职，以补贴收入，同时，还联系一些部门帮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北医全科医学学系学生们都叫迟春花“迟妈”。
当记者问迟春花，北医的全科医学学系目前有多少位学生毕业时，她不假思索地就回答出“31名”，并且清楚地知道每一位学生的就业情况，一届一届数下来以后，共有7名医生去社区医院当全科医生，9名去三甲医院的全科岗位。
1988年就从北医（当时叫做“北京医科大学”——记者注）毕业的迟春花数不清自己带出了多少医学学生。但是从来没有学生像全科医学学系的学生这样让她费心、让她有成就感，“感觉比在我儿子身上花费的精力都多很多”。
北医全科医学学系于2011年创办，2012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全科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属于我国最早开办全科医学学系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北医当初在探讨是否成立全科医学学系时，有意见分歧。反对的人认为北医成立106年以来，一直都在培养医学精英，全科医生不应该列入北医的培养范围，甚至有尖锐的声音认为成立全科医学学系，是北医要培养赤脚医生了。
后来，应医改之势，北医的全科医学学系还是成立了起来。回忆起当初创办学系的辛苦，迟春花感慨说：“由于没有经验可供参考，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一切都只能自己摸索。”
2012年，北医计划招收10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但是由于全科第一年成为一个与内科、外科并列的学科，因此当时并没有现成的导师。北医决定从其下属的主要3家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分别选拔4名、3名、3名教师成为全科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
当时，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任职的迟春花作为内科专业的教师被选拔成为全科研究生导师，另外3名分别从外科、妇科和儿科中选拔。姚弥的导师齐建光是来自儿科的专家。
姚弥记得，当初学校专门从英国伯明翰大学聘请了全科专家来给他们上课，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同时，老师们每周一晚上还要参加学生的学习总结分享会。
北医为了保证全科学生的教学质量，当时聘请的这些导师都是在本专科内部医教研比较出色的专家，以迟春花为例，她当时是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和教授。但是这些导师都是兼职，在不能影响本专科工作的基础上，这些导师还要研究出一套对这些全科医生的教学方案，包括理论知识的授课、技能培训、如何在各科室之间轮转等方面，任务非常艰巨。
刚开始轮转时，各科室的医生都不知道全科医生是怎么回事。当时，包括迟春花在内的研究生导师要去每一个研究生轮转的科室，和科室的负责人交流这些全科医生的专业是什么、毕业后的从业方向，沟通培训的内容和目标。
此外，北医负责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李海潮、教育处处长王颖曾经专门召集全科研究生和住院医轮转的十几个科室的教学主任开会，迟春花组织导师们给这些教学主任介绍全科医学理念，同时，还要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培训全科医生。
“自己最开始什么也不懂，无法很好地给别人分配任务，所以只能自己先学会了、捋顺了，再摸索着分配给同事做。”有段时间，由于要在两个星期内组织4场全国性的会议，迟春花在一个月里几乎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有几次后半夜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体实在撑不住了，脑子一点都转不动，实在不行了，就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
后来在一次会前，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医常务副主任的柯杨拍了拍迟春花的肩膀表扬说，“小迟，工作干得不错。”迟春花的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感觉就像某个触点被准确地触动了一样，其实没有委屈，是被认可的感动”。
“坚守是一种美德。”1月20日上午，北医全科医学学系组织了一场全科在读研究生和住院医演讲比赛，迟春花在比赛尾声时勉励参加这次比赛的在读研究生、正在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全科医学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这是一条必须走的路。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也是迎来了一次大好的发展机遇和为国家作贡献的机会。”
演讲比赛3天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围绕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创新全科医生使用激励机制、加强贫困地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了重大创新举措。
有媒体称，全科医生的春天来了。
（原标题为《社区医院里的北医高材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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