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按照“儿童”一词的严格意义来界定的话，绑架年轻男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早在1663年，国王就命令夏特莱的司法特派员提供类似事件的信息，这些事件已经引发了针对警察的街头叛乱。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1645年、1701年、1720年，接着是18世纪30年代。这种绑架行为一直以来都为人憎恶，但是至少在以前，人们还能普遍理解这种动机：它一直强调这些年轻人会造成威胁。除了一直以来出于公共秩序的考虑外，他们还希望从中招收充实殖民地群岛和路易斯安娜的殖民人口。很显然巴黎人十分不喜欢这些理由，但是他们至少可以理解并运用它来解释贝里耶的政策。事实上，在1750年的事件当中，充实密西西比的人口成了抓捕行动的一种合理解释，无论是那些参与叛乱的人还是像巴尔比埃和达尔让松那样更客观中立的评论者都采纳了这种解释。
但是，无论是之前的解释还是现在貌似很合理的解释都无法全面地回答1750年事件中产生的所有问题。整个事件看起来扑朔迷离、神秘莫测、骇人听闻，引发了无休止的猜测。需要寻找其他解释来揭开这个秘密。不仅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幼稚的、容易轻信的民众在寻找着答案，连那些权威人士本人也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有一些其他的有待发现的缘由。在政治上后知后觉的贝里耶第一个试图让法官相信，这些谣言在巴黎恶意传播的目的是扰乱公共秩序。贝里耶提供的一名目击者证实了他的判断，根据他的描述，有一类人在拉贝遇害时一直在引导着人群，他谴责了这些人的出现：有3个年龄大约在18岁或20岁的年轻人，他们衣着光鲜，带有佩剑，他们看起来对刚刚处置拉贝的手段非常满意。当尸体刚刚运到贝里耶的门前时，这3个年轻人又出现了，他们和那些投掷石块的人站得非常近，这时第四个衣着光鲜、年龄在26岁或27岁的年轻男子加入了他们。
达尔让松也听说了“这些公众骚乱是由一些地位在普通民众之上的人煽动和领导的”。但是他本人并不相信这些谣言。
然而，高等法院并没有相信有一个政治阴谋的存在，而是相信这些煽动者、造谣惑众者以及游手好闲的人背后一定有一个犯罪团伙支持着他们。他们认为这个团伙构成了叛乱者的绝大多数，他们将调查指向了这些人。但是，警察总长和法官们都在一开始将自己局限在这些关键因素上。他们知道这些绑架的形式和本质，而没有了解它们背后的原因。他们倾向于相信有一种假想中的阴谋，这也许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对这种理论深信不疑，而是试图运用这套理论来解释这种突然发生的重大事件。
当然，人们十分了解目前愈发严酷的镇压措施，他们对此十分不满，因为他们是首当其冲受伤害的人。在最近几个月之中，人们与贝里耶的鹰犬们的冲突逐渐增加，就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形势正变得日益严峻。人们对于这个“新”警察势力的不满很快就表现了出来。众所周知，年轻人被捕后会被送往监狱，或者被认为送往密西西比。一位母亲证实了这种说法，她认为她的儿子已经出发前往北美了。但这些看法不足以解释这些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些其他无法解释的因素卷入其中。谣言本身就可以定义和解释这种难以捉摸的因素。
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谣言是城市生活中内在的一部分。18世纪末的警察总长勒诺瓦详细地阐释了这一主题，他回想起这件事说，那次绑架儿童的事件即使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这座城市的人民仍然没有忘记”。他得出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新意，谣言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现象，永远无法将其打败。“巴黎人更倾向于相信秘密流传的虚假报告和诽谤诋毁，而不是相信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关政府命令的公告。”在一个口耳相传的社会中，谣言必定会一直存在，谣言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和盲从的表现，这在当时构成了一部分对于民众的刻板印象。正如经常与其相伴的迷信一样，谣言是一种定义集体认同的形式。
在1750年，谣言是十分普遍的，甚至还有一系列谣言像中国套盒那样相互交织在一起。单单这一种现象就足以使信息在这样一个密集的城市内迅速传播开来，城市中的个人和家庭通常的活动范围都仅限于某一个教区或地区之内。我们从调查报告当中了解到这些逮捕的细节，大部分逮捕都会引发人们的集会，关于这些逮捕的细节的消息在巴黎城内传播得非常迅速。最初的事件经常是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琐碎小事，但这就足以将人群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动员起来。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因为，每个事件都是公开的，也是无法解释的。这些人通常穿着平民衣服，但是他们很快就可以通过外表和言谈举止被人认出来，他们盘问在街道、广场、收费站的男孩，然后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就将这些男孩关进马车里。更糟糕的情况是，他们将这些男孩从他们家里带走，或者跟踪这些男孩直到进入他们藏身的房屋里。 玛丽-冉娜·富凯是在布尔-蒂布尔市场卖鱼和香草的商人，她描述了这种典型的现象：我在复活节那天看到有两名儿童在圣让公墓被抓。一个男人抓着年龄最小的勒尼奥，另外一个警察抓着另外一名儿童，当时他的女性亲戚都在市场，试图拯救他。是当居西大人在主持着这项抓捕行动，尽管我只看见了他的帽子，当时市场当中有无以计数的人都在求他放了这个孩子。
她的证词，包括那个夸张的结尾，证明了整个事件既司空见惯又不同寻常的特性，这引发了强烈的情绪反应和大量各种各样的评论。
绑架事件发生的频率越高，它们越是能够被更好地理解。人们学会记录下细节，并以此来分辨出犯罪分子。人们通过每次发生的事件都会更清楚地了解犯罪分子采取的手段和可能出现的结果。但是警方的行动仍然是不可预料的、在秘密中进行的。通过口耳相传的谣言涵盖了以上所有区分受害者和敌人的必要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创作出故事的梗概，不管它是真是假，这个故事都是人们熟悉的、信服的，单凭这个故事就足以激起反抗。例如，一个匿名的告密者报告了一则有关最后一次试图绑架的谣言，这则谣言发生在5月23日，正是这则谣言让拉贝丧命：有一名家具商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罗亚尔宫门口附近。据说这个最后被人们打死的人在那天早上给了家具商的女儿一些钱让她去买一些樱桃。一名妇女目睹了这一场景，警告小女孩的母亲说这个人是一个绑架儿童的人，谣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最终导致了这个人被杀。
巴尔比埃提到了这则谣言，他本人对此并不相信，于是他作为这座城市专业的观察家，在提到这则“广泛传播的公众谣言”的时候，采用了“据说……”这种客观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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