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医文化”这一主题时，应该对“中医”一词的含义进行反思和审视。“中医”之“医”与“西医”之“医”并非同义词。“中医”之名，乃因西方医学进入中国而来，国人欲与之“区别”而兴起，至今不过百余年，但已在一般人心目中将两个“医”字等同看待。实则，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随着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从根底上理解中西医的差异。
中西医之别在于文化土壤不同
西医是文艺复兴后由宗教场所分化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烙印，但因同时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又本着“现代理念”(也可以说“工业化理念”)而发展。自其成为一种专业、职业、学科起，即被归为自然科学一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西方自古希腊—罗马开创的学术开始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而且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两个领域的距离越来越远，时至20世纪，两个领域已互不关涉，而且形成了严重的对立，但其二者的发展演变之路却十分相似：内部分支越来越多，学科越分越细，细到被西方自然科学家戏称的“碎片化”。这也正符合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二元对立的理念。在这种历史、社会环境中，西方医学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人是物质的;身体和精神是二元的;人体就是一台台机器，由多种部件组成，是可以拆卸和组装的;最终人类对自身是可以完全认知的;任何认知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经得起反复验证，因而所得结论具有普适性。
中医，则是中华民族在上万年的农耕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在与大自然相处、适应大自然的变化过程中，亲身体验、随时观察、不断总结而形成、发展、壮大的。这和中华民族对社会和宇宙的观察，和基于对主观和客观世界进行反思和冥想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用《黄帝内经》的一段文字为例：
黄帝曰：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
岐伯曰：远乎哉问!夫治民与治自，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也，夫唯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
“心藏”，盖即“非常道”“非常名”的奥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不可言说”。黄帝知其非语言可以表达，还是要问，目的是既治民，也治身，以达万世太平。岐伯以一个“远”字赞叹黄帝之问，不仅是针对黄帝意欲传于子孙而无有终时的意思，也有指其问已经高升至超越现实人间，进入玄而又玄的境界，也就是形而上层次的含义。随后，岐伯把“治民与治自，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贯连起来，也就是指出万事万物之理是相同的。而此理，不过就是“唯顺而已矣”。此“顺”字，也就是道家所崇仰的“自然”。这一思想，自南北朝到宋代，被儒家充分吸收，归结为“理”“天理即人理”，完成了从先秦比较笼统、感性的认识转化为精细、理性的论述，而且“下学而上达”，影响了千年来的执政者，又普及于城乡百姓，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根基筑得更深、更牢、更广。
与西方医学相对照，中医的特色就显现得更为清晰而深刻了：中华文化中的整体观(“万物一体”，“人”亦一体，身—家—国—天下一贯)、中和观(“允执厥中”)、同异观(“理一分殊”、共性与个性)等等。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疏通顺和，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医”之“医”附上一个含义：此“中”字，即中庸、中道之“中”;中医者，中和之医也，它不只是形而下的“器”，同时也兼有形而上的“道”。
发展中医任重道远
如此一个世界上几乎是独有的、传承了几千年的医道，为什么在近百年来却抵不过只有不到200岁的西方医学，经历了多次几乎断绝的噩运，至今还需要人们呼喊，为自己是不是“科学”而辩争呢?根源就在其自身的停滞甚至后退，而这种停滞又是制度腐朽、积弱积贫、社会麻木、文化不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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