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残联调查数据的分析
作者：郭毅（1974-），男，福建福安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企业营商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陈凌（1990-）, 女，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问题。
[摘要] 残疾女性相比于健全人而言，在获取收入和实现个人发展方面具有双重的脆弱性，探析残疾女性致贫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的对策，是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前提。文章基于中残联2013-—2015年残疾人调查数据构建反映广西残疾女性多维贫困状况的指数，并运用该指数分析了残疾女性的贫困状况、致贫原因和脱贫对策。
[关键词] 残疾女性扶贫；多维贫困；扶贫政策
本文刊发于《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10期。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方针下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当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需要面对程度较深的存量贫困人口，需要解决减贫成本更高、返贫概率更大等复杂问题。在脱贫帮扶的各类对象中，残疾女性是一个特殊且又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因受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约束、传统观念影响以及自身生理局限等各方面原因, 残疾女性在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上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在教育、就业、社会融入等方面需要面对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残疾人贫困具有残疾问题和贫困问题的相互促就的明显成因，因残致贫、因贫不医的恶性循环更使残疾人容易陷入深度贫困，这一点在残疾女性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据统计，我国当前女性贫困残疾人口占贫困总人口的8%左右，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2015年，广西187.1万残疾人中，仍有26万农村残疾女性处于深度贫困、贫困或准贫困状态，近10万城镇残疾女性生活较为困难。
残疾女性是一个数量众多、特性突出、脱贫难度较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要求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明确脱贫攻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因此，针对贫困残疾女性的贫困状况、致贫原因进行精准识别，是提出差异化扶持对策的前提条件，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文献综述
识别贫困是精准扶贫的起点和关键。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界定，识别贫困的主要标准经历了从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 Indicator-IPI）到人类贫困（Human Poverty Indicator-HDI）到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DI）的逐步发展。收入贫困是指“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 ，1901）。根据购买这些必需品所需要的货币量，可以得到识别贫困家庭的收入标准，即贫困线。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沿用这一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规模进行了测算。当前普遍采纳的贫困线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线；二是各国的官方贫困线；三是国际相对贫困线，即将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 作为贫困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到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缺乏，更是一种权利的剥夺。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贫困”的概念，将贫困定义为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从而赋予贫困更宽泛的内涵。联合国运用对长寿的剥夺（P1）、对知识的剥夺（P2）和对体面生活的剥夺（P3）三个维度的指标测算人类贫困指数。 Amartya Sen（1999）提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是对个体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如享受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参与等。随着可行能力这一贫困视角的提出，以及微观调查数据的可得性提高，已有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采用多维测量方法来研究贫困问题。多维贫困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衡量个体在不同维度被剥夺的情况，从而更加准确、真实地识别贫困对象，提高扶贫的瞄准精度。联合国自2011年起公布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协会的Alkire及其同事共同研发的多维贫困指数（Sabina Alkire & James Foste，2011）。该指数包含10个问题：2项教育，2项健康，6项生活水平，各指标被剥夺的状况的加权值总和高于33%即视为贫困。近年来，多维贫困指标也已被用于残疾人贫困的识别。Sophie Mitra et al.（2013）首次运用多维贫困方法测算了15个发展中国家残疾人的贫困程度。廖娟（2015）则采用多维贫困方法研究了中国残疾人的贫困问题。现有对残疾人多维贫困的研究多基于联合国所公布的多维贫困指数的思想，并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和调查内容加以修正。
贫困识别的标准决定了扶贫政策的目标，而识别结果的精确度将影响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及社会功能受限导致其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残疾人扶贫的政策制定应该更具有针对性。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如教育、就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高残疾人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David Pfeiffer，1991；David H. Autor & Mark G. Duggan，2007）。但普惠式的公共服务性政策对缓解低收入残疾人的贫困作用有限。基于残疾人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别差异和贫困程度差异等，应有针对性地采用瞄准式、救助式保护扶贫政策（万海远、李超、倪鹏飞，2011）。卢江勇、陈功（2011）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帮助残疾人脱贫的重要制度安排。社会保障不仅要为残疾人基本生存提供扶持，而且要从根本上为残疾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使残疾人获得摆脱困境的能力。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含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两部分，社会保险包括城镇及农村残疾人养老保险、城镇残疾人医疗保险、农村残疾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救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残疾人专项救助、集中供养（周沛，2010）。但同时有研究表明，社会救助只降低了10 %的贫困率，对农村残疾人的社保制度没有“对症下药”，没有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从而在帮扶方式、力度等方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张兴杰，2014）。因此，当前残疾人扶贫政策效果欠佳，识别标准的精确性和扶持政策的精确性都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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