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格斗孤儿”事件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也有人认为，格斗的方式虽然欠妥，但给了孩子基本的生存资料，增加了孩子的福祉，是孩子自己的选择，不应该被干涉。

本文从社会福祉的观点，讨论这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并从而讨论到政府的功能。关于人生目的与公共政策终极而言，应该是福祉或快乐的极大化，见拙作《快乐之道：个人与社会如何增加快乐》。

以笔者的有限了解，“格斗孤儿”事件，是一些来自四川穷困区凉山的彝族少年（11-14岁），被一个在成都的“恩波格斗俱乐部”收养与训练来参加格斗比赛与演出等。

根据报道，俱乐部的创始人恩波生于四川阿坝州黑水县，8岁丧父，经历过贫困生活后，18岁开始练习散打，后成为一名武警战士。1980年，在武警阿坝州支队举行的军事大比武中，曾荣获“单双杠、擒拿格斗”双冠军。

恩波称，他是要帮助那些没有家人照顾的孩子，于2001年组建了一支武术散打队，招收孤儿进行培训。恩波称散打队至今已经走出数百名孩子，有的在经商，有的成为特警，有的已经成为全国散打冠军。这与这些孩子不愿意离开俱乐部，不愿意回凉山的报道一致。

然而，格斗俱乐部应该不是收养孤儿的合法机构。有关格斗比赛与演出虽然应该是合法的，但格斗本身与观看格斗，应该不是社会要鼓励的活动。不过，从恩波的角度看，格斗是他的强项，是他能够教给那些孩子的主要技能。而且，社会对这些技能也有需要，除了比赛与表演，还有保安武警等。

从政府的观点看，既然格斗俱乐部应该不是收养孤儿的合法机构，只能让那些孩子离开。但是，与其让他们回到他们不愿意回的凉山，不如让他们到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地方。如果有比较好的孤儿院制度，这方法就可能是可行的。

不过，根据长江商业评论一篇8月25日文章的报道，“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另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完成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　在这些孤儿中，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合理的安置。…公办儿童福利机构捉襟见肘，民办救助良莠不齐，收养制度门槛高，恰恰是50余万中国孤儿面对的现实。”

因此，笔者认为，这次“格斗孤儿”事件的报道，人们应该认识到政府的功能。必须用市场经济，但也需要政府的辅助。市场经济的活力大家有目共睹，但在环保与食品安全等方面，也显然须要政府的介入。对于像孤儿等社会问题的处理，笔者认为也是需要政府与私人双方面的配合。如果有合适的家庭愿意收养，由私人收养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也需要政府的适当规定，以确保孩子的福利。

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各国已经属于中上收入组，今后的发展，应该从强调GDP的继续增加，转向强调其他对提高社会福祉更加重要的问题，包括环保以及包括孤儿等在内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根据快乐研究的结论，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多的私人消费，大致只反映人们的人际竞争，并不能在整个社会层面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

另一方面，多数经济学者认为，提高社会福利支出需要大量资金，而增加税收有扭曲人们选择的超额负担，尤其是减少人们工作的反激励作用，很可能得不偿失。这种传统经济学观点是基于在没有税收的情形的市场均衡是最优的假设。实际上，由于多数生产与消费有大量的污染、温室气体排放、人际相互攀比、拥堵等外部成本，原来的市场均衡就是有过度的生产、消费与外部成本的大大不优的状况。因此，30%左右的税收，不但没有约30%的扭曲作用或超额负担，反而有30%左右的纠正作用。

多数人不愿意多缴纳税收，认为维持消费很重要。但这种消费的重要性，是受到相互攀比的影响的。你孩子的同学有贵重的生日礼物，你很难不给他贵重的生日礼物。但如果大家都多缴纳税收，都少消费，大家都买比较不贵的生日礼物，也就没有维持原有消费的大压力。另一方面，生产与消费的减少，清理污染等公共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增加环境品质而使人们得利。

因此，只要用在对社会有利的地方，公共支出的增加，不必担心其税收的超额负担，但要确保税收不被滥用，公共支出不被贪污掉，支出要用在有利社会民生的地方。

中国政府已经有不少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部门，但从这次事件的有关报道看来，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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