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食品安全法学顾问 李崇善 730030

中国传统文化在食品保健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而古代食品保健的发展始终与中草药的发展密不可分。有些食品不仅能提供人体营养和新陈代谢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作为防治疾病、抗衰老、美容等起到辅助作用，这就是有些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内容。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食品保健功能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但我国古人在生产力发展缓慢、科学不发达的当时，对食品保健的认识，从原始萌芽阶段到清代，从无知到有知，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通过众多的古代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人民食品保健的萌芽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表明我国现代食品保健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应发扬光大。

1、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食品保健意识萌芽和初步形成阶段

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环境恶劣，食品没有保障。人们“茹毛饮血”“饥不择食”根本谈不上食品保健。《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经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神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神经尝百草的传说反映了我国远古人为了寻找食物，在采集植物、种植谷物、狩猎等过程中，通过“尝”的实践开始发现了一些天然物的性能，这就可能在发现某些食物的同时也发现某些药物和毒物，“药食同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历经悠久的岁月才慢慢积累一些初步的模糊认识。人类用火的历史已超过一百万年，中国传说“燧人氏”时代人们开始学会用火，已证明山顶洞人已懂得了人工取火，有了火，就可以“炮生为熟”、 “以化腥臊”，就防止了一些肠胃疾病的发生。《礼含文嘉》中也记载“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病，有异于禽兽”，这是远古时代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食物保健活动。洒在我国的起源有几种的说法，其中仪狄、杜康造酒之说流传最广。《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秋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亡其国者’，遂疏仪秋而绝旨酒”，可见当时酒已开始作为饮料，并对酒的兴奋（少量）和麻醉（多量）作用开始有了体验。禹时已是中国原始公社末期，禹之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代 ，开始了中国的奴隶社会。1973年在河北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蔷薇科梅属（Prunus）种子30余枚,其中以桃仁为主,桃仁既是食品又是药品,这是药用食品即具有保健功用的食品的早期实物发现的确切证据.两周是中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周礼》记载周朝设“食医”之职，如“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酱、百馐、八珍之齐。”食医负责为王调和食物，安排饮食营养，可见当时帝王对食品保健是颇为讲究的。《周礼﹒天官冢宰疾医》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食品要与药品相互配合才有利于疗养疾病。《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其中也收集了一些食品如梅（梅实）、麦（即大麦和小麦）、桑葚（即桑椹）、桃、棘（即沙棘，比枣短小）、鲤、杞（即枸杞）等。春秋时期的《山海经》记载不少有疗效的禽兽、鱼鸟、草木等，如：“萆荔，食之已心痛”，“栎，食之已痔”等。据统计《山海经》记载食物有疗效的食品大约70余种，可治疗的疾病有：肿、疥、心痛、痔、瘿、痨、狂、疣、疽、痢、腹痛、呕疟等。《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而孔子是春秋末期儒家的创始人。《论语》中说：“食饐（音义）而餲（音艾），鱼馁而肉败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反映了春秋末期儒家对食品保健上的严格要求。以上足以说明在春秋以前的奴隶社会，食品保健的思想认识已开始有了雏形，帝王家已有食品保健的相关制度。

2、封建社会战国到晋代保健食品的历史渊源

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大变革，奴隶社会最终崩溃，封建社会初步建立。战国以后，除在一般医药典籍中讨论食疗外，还出现了许多食经，其中最早的当属《神农食经》，此书早已遗失，书名载于《汉书艺文志》中，估计成书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年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从内容考察其成书时间早于《皇帝内经》，是中国发现的最古的医药文献。该书大量食品人药，如食盐、乳汁、蜜、猪脂、牛脂等。书中所载50余种病，半数左右可以食治之，或以食养之。如载“以水一斗煮胶一参，米一升，熟而啜之，即以食疗癃疾（癃闭）等”。 《皇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其成书年代一般认为约在战国时期。《内经》在食治食养方面确定了明确的原则和实施方法，提出饮食的五味必须调和，不能偏胜，偏胜则引起种种疾患。又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精，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说，凡毒药都是用以攻邪的，五谷是用以营养，五果是作为辅助之用，五畜之肉是用补益精气，也就是药治和食治结合起来，相反相成的意思，这与现代科学观点完全吻合。《内经》中虽未形成营养学科，但对营养和食品保健等认识已初步形成规模。《神农本草经》虽不是食疗专著，但也记载了约50余种的药用食品，如苡仁、芡实、大枣、葡萄、枸杞、百合、龙眼、糜脂、熊脂、乌贼、橘柚等，他在《金匮要略》中有“禽兽鱼虫禁忌并治”、“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两个专篇，以计论“食禁”为主，论述极为详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食疗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书中记载了有脚气病症候，提出用（豆）豉、大豆、小豆、胡麻、牛乳、鲫鱼等防治方法，从现代科学角度看，所用食物都含有B族维生素，其治疗方法符合现代科学原则。

3、隋唐及南北朝时期食品保健等历史渊源

《隋唐》经籍志中收载的与饮食卫生有关的书名有四十余种，如刘休《食方》一卷、《太医食经》五卷、《崔氏食经》四卷、《膳食养疗》二十卷、马琬撰《食经》三卷等。这些书现在几乎全部已亡佚。唐代时 中国食疗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第26卷，专辟了“食治篇”，这是现存最早的食疗书和营养疗法的专篇。该书除序论外，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附虫鱼）四门来叙述。孙思邈在序论中说：“大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医者，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若能用食平痾，释情谴疾者，可谓良工。”可见他对食治十分重视。他总结出五脏所宜食法，如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韮等，心病宜食麦、羊肉、杏等，脾病宜食稗米、牛肉、枣、葵等，肺病宜食黄黍米、鸡肉、桃、葱等，肾病宜食豕肉、栗藿等。食治篇记载果实类30种，菜蔬类63种，谷类24种，鸟兽类45种，共162种，大都有补益之功，如补五脏、益气力、填脑髓、坚筋骨、利四体等久服可轻身延年；更有一些具有疗疾作用，如止泻利、止咳嗽、止呕吐、破癥瘕、散瘿瘤、杀诸虫、杀蛊毒；治虐、庳症、头痛、崩漏、卒聋、脚气、疥、痔、脱肛、虫积等。书中许多论述符合现代医学观点，如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动物甲状腺（鹿靥、羊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治疗夜盲症；用谷皮煎汤煮粥防治脚气病等。唐朝显庆年间（公元659年，孟诜撰写的《食疗本草》问世，他收集民间所传，医家所创，加以己见，集食物于一书。原书久遗，现存的是敦煌石窟的残卷，以及以后各医家引用《食疗本草》的资料收集而成的篡辑本。据宋﹒掌禹锡考收载食药227条，谢海洲等辑本共辑得260味，书中每食药之下均注明药性，其次则分记功效、禁忌及单方等。其中不少品种为唐初本草书中所未收录。另有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和藻类食品的医疗应用以及不同地域所产食品和南、北方不同的饮食习惯，妊产妇、小儿饮食宜忌等记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昝殷著《食医心鉴》约成书于853年，今已遗失，现本为日本人从《高丽医方类聚》中采辑而成，1901年罗振玉自日本得之携归。本书以食治为主，共列有15类食方，书中提出用鲤鱼、冬瓜子、赤小豆治疗水肿等。唐﹒大中十年杨哗撰《膳夫经手录》载有植物18种，鱼2种，兽2种，禽5种，除记其性味食法外，还记述治鼻衄，治疗鱼中毒，食菌中毒等的食物疗法，特别对茶的不同产地、品种特色描述甚详。王焘著《外台秘要》载有多种食治疾病的方法和食禁，并且有论述饮食不当导致疾病的情形，如“夫消渴者，凡积久饮酒，无有不成消渴病者”，认为预防消渴必须注意：“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与现代医药学防治糖尿病的观点吻合。

南朝齐梁问、陶弘景在总结前人本草成就的基础上写出了《本草经集注》，首创把药物分成8类，其中就有果、菜、米食三类属于食疗食物。当时所写的《荆楚记》等，记录了日饮一种保健饮料“屠苏酒”有保健防病之意。

4、宋、金、元时代食品保健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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