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节，望坛棚改居民看着棚改新房的设计沙盘，大家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孙戉摄
2012年，空中航拍望京社区，新建楼群林立，一派大城气象。本报记者 饶强摄
2003年，东四、民安新建小区回迁新居，总建筑面积78.5万平方米，居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张传东摄
1990年，空中俯瞰刚开始兴建的方庄小区。 叶用才摄
改造前的东四、民安老社区，市政条件差，房屋低矮破旧。张传东摄
2011年的唐家岭地区主干道交通混乱，两侧楼房杂乱不堪，空中已经挂上了不少拆迁改造的宣传横幅。 本报记者 戴冰摄
2017年9月，海淀区邓庄南路15号唐家岭新城，小区内绿化做得很好，还建了供居民休闲活动的凉亭等设施。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时光倒回至1992年的北京。
方庄，103栋高层住宅拔地而起，诞生了全国最大、高层最多的高标准住宅小区。
十几公里外的望京那时还一片荒凉，但方圆15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已送上政府部门的案头，酝酿着大开发。当年恰好中韩建交，后来望京一度成了“韩国城”的代名词。
海淀恩济庄，建筑设计大师白德懋操刀的恩济庄小区建成。这里不仅是北京最早的特批商品房试点之一，而且房子的设计格局一直影响到今天。
正是在1992年，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住房商品化趋势逐步形成。
挥别了福利分房，引入了商品房，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能住有所居，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北京开始探索如何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题：菊儿胡同一期、小后仓、东南园、郭庄北里相继拉开旧城危房区改造的序幕；首批康居住宅——朝阳甘露园小区，一下子解决了4200户住房困难家庭。
更深刻的变革已在酝酿。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人的目光聚焦在北五环。得益于1998年的“经适房”新政，天通苑、回龙观、建东苑成了最火的楼盘。这种面积适中、价格便宜的房子一度备受青睐，特别是一些家底儿薄的基层职工家庭。从1998年到2006年，北京市一共批准了52个经济适用房项目，19.2万户家庭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
房价高企，买不起经适房的低收入家庭又该怎么办？这个棘手的难题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2001年，住房保障由买变租的探索开始在北京落地，首批“廉租房”正式面向困难家庭配租。第二年，广渠门北里作为北京首个廉租房项目开工。与此类似的公租房，则覆盖了更广大的低收入群体，直到2014年廉租房、公租房并轨。目前，北京公租房已惠及16万家庭。
托住了低收入的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高收入家庭可以到市场上买商品房，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保障房政策，中间的“夹心层”住房问题又如何解决？
2014年，本市正式推出面向中端家庭的自住型商品房。自住房的价格原则上是同等地段、同等品质商品房的七折，因此这种“七折房”成为一大批刚刚投身工作的上班族首选。去年，在总结此前种种政策房、保障房经验的基础上，北京又将自住房“升级”为共有产权房，申请的门槛更高，分配面向京籍和非京籍，后期管理的规则更细，从而真正抑制投机、保障刚需。
时间更迭，城市发展遗留下来的沉疴亟待根除。放眼北京，望坛、魏公村、北辛安等一大片棚户区迎来改造，彻底告别“脏乱差”的居住环境。截至去年年底，本市已累计完成17.5万户的棚户区改造任务，预计到2020年将基本完成全市棚改任务的总体目标。
“量”的增加，更带来“质”的提升。以共有产权房为例，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小区无线网络全覆盖，安装人脸识别系统，试点建造智能化小型公用仓库，还将图书馆、健身房、咖啡馆作为标准配置……多项设计导则甚至高于市场上的商品房标准。
从经适房到共有产权房，从廉租房到公租房，从旧城危改到棚户区改造，名称的变换恰恰折射出北京在不同时期解决住房难题的思路变迁与创新。去年本市制定的五年供地计划中明确，全市计划供应建设150万套住房，其中就包含25万套共有产权房。在“租购并举”的大背景下，北京的保障房、政策房也将发挥更大作用，惠及更多人群。（记者 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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