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老领导、各位新老同事：
大家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国务院港澳办成立40周年。作为一名有30多年“办龄”的港澳办人，我首先对各位尊敬的老领导、老同事回到办里来参加办庆活动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并向全办同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我想，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这里有我们共同的情怀。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韩正同志让秘书打电话，转达他对港澳办成立四十周年的祝贺和对几代港澳办人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韩正同志正在外地出差，仍然关心这件事，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韩正同志的港澳情怀。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我们由衷的感激！
正如大家刚才观看的办史短片《港澳办走过的四十年光辉历程》所介绍的，与我们港澳办成立相关的大日子有两个。一个是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在当天批准的《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决定：“为加强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纠正克服各自为政、自乱步调的现象，港澳工作全部归中央直接领导，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归口掌管港澳工作。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这份文件可以说是我们港澳办的“出生证”，这一天可视为我们港澳办的“诞生日”。另一个日期是一个月后的9月13日，国务院发文批准港澳办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确定我办下设4个组，编制45人。这一天，可以说是我们港澳办组建之后的“开张日”。这次我们就是选择了在“开张日”这一天举行我办40周年庆祝活动。大家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也就是港澳办开张3个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了后来被列入新时期三大历史任务的祖国统一大业，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由此开启，我们港澳办被赋予了收回香港和澳门、推进祖国统一的光荣使命。可以说，我们港澳办应运而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大时代的“弄潮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弦歌不辍，薪火相传。40年来，历代港澳办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这一时代课题，紧紧抓住推动“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为成功实践这一工作主线，凝心聚力，奋发有为，贡献了智慧，付出了辛劳，收获了成果。
在这40年中，我们为中央出谋划策，研究提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建议，为“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港澳办成立伊始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拿出一个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具体方案。1979年3月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到北京“投石问路”的港督麦理浩时明确表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可以得到保证。这一点请投资者放心。这次会见后，香港回归问题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此后一段时间，小平同志亲自调研，多次会见港澳知名人士。1981年4月，廖承志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建议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并根据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构想和有关讲话精神，参考中央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提出了关于收回香港后所采取政策的初步设想。此后，又带领港澳办同志对收回香港涉及的各种问题分门别类地开展研究，并派出工作小组到香港听取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1982年3月，廖承志同志向中央呈报了《关于解决香港地位问题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十二条”。这就意味着在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谈判前，我国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已基本确立。在同英国就香港前途问题举行外交谈判的同时，廖承志同志又召集有关部门对原来拟定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修改，并于1983年3月27日将修改后的方案上报中央，邓小平同志4月4日在这个报告上作出了“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的重要批示。这“十二条”后来成为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核心内容。
在这40年中，我们参与外交谈判，为签署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以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和为国家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办在台前幕后参与了外交部为主进行的中英、中葡谈判。在谈判桌上，先后打掉了英方抛出的“三个条约有效论”、“以主权换治权”等主张，挫败了英方打“经济牌”“民意牌”等向我施压的图谋。经过第一阶段的试探拉锯和第二阶段22轮艰苦谈判，最终于1984年12月19日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又经过4轮谈判，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为香港、澳门实现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
在这40年中，我们精心组织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为依法治理港澳、奠定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法治基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成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两个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都设在我办，起草的实际组织工作也由我办承担。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基本法里面。为了制定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从1985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到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连续工作4年零8个月，大小会议召开了100多次，并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征询意见，在全国范围内两上两下收集意见。在座的许多同志都直接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和相关服务保障工作。香港基本法通过后，小平同志盛赞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这是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港澳办人的最高褒奖。后来，又经过4年多的努力，于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澳门基本法。这两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与宪法共同构成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
在这40年中，我们有条不紊地开展香港、澳门回归和筹建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工作，为实现港澳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过渡时期既有合作又有斗争。我们紧紧依靠广大港澳同胞，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扎实推进工作。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际风云变幻和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特别是针对英方挑起的“两局共识”、“居英权计划”、“人权法案”、“三违反”政改方案、“玫瑰园计划”等问题，我们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设立港事顾问，及时组建预委会、筹委会，成立临时立法会，以我为主，“另起炉灶”。我办许多同志参与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两个土地委员会的工作，为磋商解决香港和澳门参与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港澳居民身份证件安排、终审法院设立、香港新机场建设、预留财政储备、驻军和防务交接等一系列关系到港澳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重要问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还设法推动葡方解决澳门面临的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官方语文地位等澳门过渡期的三大问题。香港、澳门政权交接在一片欢庆祥和的气氛中完成，中间没有出现权力和法律真空，政府运作如常，社会秩序井然，市民安居乐业。这些正如习总书记去年在香港视察时所说，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在古今中外都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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