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京津沪渝四地272所高校的1524位男校领导和349位女校领导的调查发现：女校领导总体数量在增长；担任正职的女校领导比例增长、结构在优化；领导班子中女领导的配备率在提高；领导班子中女性数量不断增加。但高校女领导发展也面临重要挑战，表现为：女校领导人数依然偏少、比例偏低；女校领导任职受到传统性别角色定型和边缘化现象限制；女校领导的发展路径偏窄、空间不足，支持性环境也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和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我国高校女校长及女性领导者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高校以空前规模配备了女性领导人，她们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对这一群体的研究随之而起，成为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发展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笔者运用定量统计、文本分析、访谈和焦点组讨论的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这一时段的272所高校的1524位男校领导和349位女校领导进行了分类统计和比较分析，以推动相关政策完善，促进高校女性工作者的发展。
四地高校女性领导者数量和规模上的空前发展
随着中国女性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参与各级决策和管理，处在我国教育领域高端的高校女领导有了空前规模的发展。
——四地高校女领导总体数量增长。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272所高校的调查统计，四地高校实际共有女领导349名，占高校领导总数的18.63%。其中，北京89所高校有女领导139名，占该市高校领导总数的20.41%；天津54所高校有女领导80名，占22.35%；上海66所高校有女领导85名，占19.86%；重庆63所高校有女领导45名，占11.08%。其中，天津高校女领导所占比例最高，是重庆高校女领导的两倍。
在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中，有女领导97名，占部属高校领导总数的12.39%；在38所原“985”高校中，有女领导53名，占领导总数的11.86%；在114所原“211工程”高校中，有女领导125人，占领导总数的10.59%。尽管还存在“金字塔”现象，但在重点高校领导人中，女领导也达两位数的比例。
——四地高校担任正职的女领导比例增长，结构在优化。在四地351人次（有领导兼任书记和校长，故以人次统计）的高校女领导中，有40人次女性担任正书记，占四地高校书记总数的15.5%；有18人次女性担任正校（院）长，占四地高校校长总数的7.00%。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2006年高校女校长占4.5%的统计有所增长。女领导逐渐打破仅仅担任“副职”历史，任职结构不断优化，特别是在女书记的岗位上。
统计还显示，女领导出现在高校领导班子的各个岗位上，在四地351人次的女领导中，女副书记有115位，女副校长有178位，分别占该领导职务总数的26.81%和18.78%，均超过女领导人次18.55%的平均比例。从女性在各领导岗位的情况看，女副书记的比例最高，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高校女领导进入领导层的主要路径。
——四地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的配备率在提高。统计显示，大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中配备了女干部，我们将之称为女干部配备率。在四地272所高校中，领导班子中配备女干部的高校有198所，占四地高校总数的72.79%。其中，以天津高校领导班子的女干部配备率最高，达81.48%，重庆高校领导班子的女领导配备率最低，达53.97%，上海、北京居中，分别为78.79%和76.40%。
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原“985”高校、原“211”高校的统计也显示，重点高校领导班子中女干部的配备率更高。其中，原“985”高校的配备率最高，达84.21%；其次为部属75所高校，配备率为78.67%，均高于四地高校平均水平，此外是原“211”高校，配备率为71.05%，略低于四地平均水平。
——四地各高校领导班子中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在272所高校中，一些高校领导班子中的女性不仅1个，2个3个甚至更多。其中，领导班子中有3个以上女领导的有38所高校，以北京的高校最多，达23所；重庆的最少，仅有2所。
从38所高校的情况看，中华女子学院女领导的比例最高，6位校领导中5位是女性，占83%，但该校是四地高校中唯一的女子学院，不具代表性。除此之外，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领导班子中女性分别占到57%和56%，是北京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人数占比最高的；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天津城市职业学院是天津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人数占比最高的，分别为71%和67%；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是上海高校领导班子中女领导人数占比最高的，分别为60%和57%，此外，上海财经大学班子中的女领导占比40%，是教育部直属75所高校和“211”高校领导班子中女性比例最高的，包括女正校长。从学校的类别看，艺术学院、财经学院、医学院有可能是女领导数量较多的高校，这与两性在学科专业领域的角色分工有一定关系。
与中国各历史阶段相比，当下高校女领导的数量和规模，成为“中国史上之最”。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高校女校长出现在1924年，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杨荫榆；旧中国的高校女校长均任职于女子大学，屈指可数。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校女校长，突破女子大学任职的“限制”，出现在重点高校或综合性高校等各类高校领导岗位上。德高望重的女物理学家谢希德，1983年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女校长。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各类高校的领导岗位上，其数量和规模，成为中国历史上高校女领导发展最快的时期。
四地高校女性领导者发展仍面临的挑战
尽管京津沪渝四地高校女领导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中国妇女参政的整体状况相比，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指标相比，特别与中国政府承诺的国际指标相比，还面临不少问题。
第一，相对于党政部门女领导的发展而言，高校女领导的人数偏少，比例偏低。没有达到女职工比较集中的单位女领导“多配”的要求。
第二，高校女领导的任职和分工还存在传统角色定型和边缘化的现象。四地女领导缺席的高校一般是所谓“男性主导”行业的高校；担任党务工作的女领导明显多于担任行政工作的女领导；在高校领导分管工作的分工上，也存在明显的传统角色分工的情况。
第三，高校女领导发展的路径偏窄、空间不足。统计显示，几乎一半（49%）的女领导都是由本校提升发展起来的，“其他高校调入的”和“其他非高校单位调入的”女领导比例，都明显低于男领导。说明男领导在高校之间调动和流动的机会明显多于女领导，女领导发展机会有限；其他有关机构女领导的偏少也制约了高校女领导的发展。这不仅是四地高校女领导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妇女参政的整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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